十三

    南线作战迫使日军改变了计划，这可以算是当时重大的胜利。立下大功的第一游击支队奉命原地休整，准备迎接新的作战任务。

    据参加南浔线阶段作战经验总结会的鲍长义回来讲，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肯定了游击支队的作用，并在会议上指出：“对装备优良之敌，以诱至山地决战有利。因一到山地，则敌之优点即难发挥，结果与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临之，必易成功。而诱敌至有利于我之山地，非得胆大心细部队不可。游击支队有勇有谋，堪当大任！”

    第一集团军司令长官薛岳将军也再次视察部队，勉励将士再立新功。在低调的庆功会上，薛岳亲自向赵昆仑敬酒，他有一个问题不解，不知道当初赵昆仑何以在汇报整训成果的时候那么“心狠手辣”？机枪扫射就在士兵头顶几十公分处，迫击炮轰炸就在步兵冲锋受挫后，如此“胆大妄为”不怕出问题吗？

    赵昆仑沉思了一会，正色对薛岳说：“国军和日军抗衡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即是训练不够！无训练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如王陵基部见敌即溃，致影响全局战斗。而训练不够部队，虽然可以抵抗一段时间，但还是于事无补，司令既然想看整训成果，我们就拿出真章，把我们平时真实的训练拿出来，也想在这个方面做个突破，只有无限接近实战，模拟实战，兄弟们上了战场才更容易活下来。”

    他的话让薛岳将军思考了很久，国军很多部队缺乏训练的事实他是非常清楚的，搞假大空的演习训练也时有耳闻，看似无关大局，实际作战中会让一点被动，全局被动，你还真不知道这个脓包什么时候破，你更不知道为了这个脓包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来弥补。这样的事自从会战开始后还少吗？

    赵昆仑的话又引发了薛岳新的想法，今后的作战，要想战胜敌人，关键点不在于动用了多少部队，更重要的是，你到底拥有多少训练有素，你信得过的放心部队！这些部队在执行你的作战意图时，要真正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如指挥员的四肢，活动迅捷有力，又能坚决执行大脑的指令，如此何愁不胜？

    这是这次不经意的交流，让薛岳将军下定了决心，在后来的战争间隙，他就指挥所属部队苦训，多年后，在第一集团军待过的将士们都还记得当时的口号：训练满身汗，战场不完蛋！

    第一游击支队全部交给鲍长义、顾建安，赵昆仑、张弘毅出任新成立的第二游击支队正副队长。薛岳想再打造一支集团军总部直辖的雄狮劲旅。

    赵昆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多年以前，还在当学徒的时候，小小的赵昆仑曾很羡慕掌柜，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掌柜，等他当上掌柜，他才发现原来当学徒有着很多的闲暇和快乐，掌柜每年年关前给伙计发薪水就够他烦的了，年关年关，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掌柜过不了年关！参加国军后，身为教官，受人尊重，又没有多大责任，自己也是很逍遥的，成为营长后，毕竟上有鲍长义，下有兄弟们，自己虽然苦点累点，好在压力不大。现在一支作战部队完全交给自己了，几千号弟兄的命交到自己手上了，自己成了军营里的“掌柜”，不算钱，要算命！要时刻算着兄弟们的命！每场战役都不能出错，每次战斗都要尽量少让兄弟们损失，这谈何容易呀？

    没有别的好办法，自此以后，第二游击支队的训练更苦，也更扎实，在第一集团军内部成了训练标杆和模范。

    第二游击支队的官兵来源除了南浔路作战不力被裁撤的部队中部分素质不错的官兵外，还有就是现招的兵。几乎是一比一的数量。全支队三个营，加上团部直属部队，合计近4000人。

    一九三八年的10月下旬，武汉会战已经进入到尾声。波田支队早在9月底就占领了田家镇这个长江上最重要的江防要塞，这是屏障武汉最重要的门户，此地一失，长江的大门就被撞开了，冈村为抢在北面、东面另两路日军之前夺取头功，组织快速纵队奔袭汉口，武汉岌岌可危。

    进入十月以后，武汉外围要点就先后一一陷落。更要命的是，这时日军竟然还能分兵在广东登陆，并很快占领华南重要港口广州。

    自从青岛、上海等地陷落后，广州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港口，但与它的重要性相比，当时的防守却显得很松懈，粤军竟然被抽调半数来参加武汉会战。

    因武汉会战中国军抵抗顽强，使得战局进展缓慢，日军大本营等不及了，迅速抽调三个师团组成21军，在海军第5舰队支援下，奇袭广州。广东这边倒是听到了一点风声，广东省长还向重庆作了报告，可是最高统帅居然以为这是日本人故意制造出来的“假”情报，其意图是让国军从武汉战场抽出兵力支援广东。不给增加兵力也就算了，他竟然还发报让广东再调一个师来武汉战场。

    10月11日晚，日军7万多人，2。7万匹马在广州大亚湾登陆成功，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淡水、惠州等数城，10日后攻到广州近郊。守军不敌被迫撤退，广州于21日下午失陷。广州一失，粤汉铁路被切断，武汉就更不值得用重兵防守了，面对这种情况，最高统帅吸取了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不做孤城困守，最终下定决心放弃武汉，25日弃守武汉城。武汉保卫战至此结束。

    在弃守武汉的问题上，选择适当撤退时机曾经很有争议，原来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最高统帅尚在武汉。这就使得前线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得不继续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时又有不少部队未能按照计划实施，陷于溃退，差点重蹈南京保卫战10万守军的覆辙。

    武汉保卫战的总结会上，赵昆仑等众将领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国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原本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进而于1938年内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正如薛岳将军所说：“武汉会战，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而且此战让日本国力损耗巨大，据从日方传来的情报，此战日本国内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以装备新扩建的从军队。那么就可以想见，日军对中国第一轮疾风暴雨式的攻击结束了，武汉会战也就成为了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这句话，深深鼓舞了与会的数百位将领。

    四个月的战斗，在座的将领都是百战余生，都有感于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体的英勇顽强，也都对消极防御被动挨打造成的大量人员损失感到心痛。在消耗敌人的同时也过多地消耗了自己，很多部队被打残，番号也被取消，中国空军耗损也极大，海军基本上全军覆没。反思其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而反观第一游击支队，因为打法灵活，伤亡就小许多，在数次战斗中阵亡280人，受伤343人。

    赵昆仑等坚持游击作战思想的将领认为，中国幅员广大，日军可以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他们的惯用战法就是迂回包围，而国军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防御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处处追随在敌人行动之后，不少措施类似“挖肉补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指挥体系上，受人事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