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姬歌经刁帅推荐应聘到东城区惠惠娱乐厅唱歌。乐厅老板娘朱惠惠像得到了一颗珍珠宝贝,高兴得什么似的,拉着姬慧的手激动地说:“我们真是前世有缘呀,你来加入我这个小集体,会给我们带来财运和名声,当然你也有了较好的发展平台。”
朱惠惠艺校毕业,当过演员,算是内行。她人品不错,诚实经营,对员工友好,宽和,从不拖欠他们的工资。常言道,和气生财。因此她的娱乐厅名声不错。姬歌的到来,为她的娱乐厅锦上添花,生意更加红火,几乎昼夜爆满客人,好像从天上掉下棵摇钱树,金钱哗哗地流入她的口袋。
姬歌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近来被选拔参加了农民工业余文艺队,忙得不可开交,心情却很愉快。人就是这样,当你在拥挤着的茫茫人海中找到你的生态位,看到你的人生价值时,再忙再累,心情也会爽快。
姬慧在东城区,姬歌在西城区,姊妹俩难得见面。
七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姬慧和姬歌正巧赶上休息,约定在王府井书店门口会面,然后逛逛商场。女人多半喜欢逛商场,即使不买东西,见了商场也想进去看看,一转悠就是半天,忘了时间,忘了烦恼,甚至忘了饥渴。都市里有不少女人和老公怄气或心情郁闷时,常常用逛商场,购商品来消愁解闷,打发时间。
前一天晚上,落了一阵毛毛雨。早晨,蔚蓝的天空上,漂浮着丝丝缕缕的云彩;空气格外清新,呼吸起来非常舒畅;花草树木像刚出浴的少女,清纯鲜嫩,香气袭人;缕缕朝霞从东边地平线上冒出,仿佛突然绽开一丛丛红玫瑰;瞬间喷出一束束金光,状如扇形;须臾之间,一轮火红的太阳从地平线上一跃而出,仿佛玫瑰丛中升起一个硕大的红色气球,冉冉漂起,壮丽辉煌。
姬慧和姬歌起了个大早,几乎同时到了约定的地点,商店还没有开门。
姬歌上身是一件乳白色长袖衬衫,下身是蓝色牛仔裤,脚蹬一双白色运动鞋;黑亮的披肩发像瀑布似的垂在腰间,显得身材修长,浑身洋溢着令人陶醉的青春气息。
姬慧上身是白色衬衫,下身是黑色便裤,脚上是一双黑色布鞋;齐耳的短发,显得干净利落。
她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是:“爸妈来信了吗?”这句问话她们几乎同时说出,语气充满关切和焦虑。彼此的回答是:“ 没有。”她们一个多月没有接到家信了,非常挂念。
姬歌说:“我近来好几次梦见了爸爸妈妈,看见爸爸的精神很好,妈妈看上去很年轻,很漂亮,动作很快,干活很麻利。人们说梦与现实相反。不知道他们的身体怎么样。”她说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别迷信,别担心,他们的身体一定很好。”姬慧嘴里这么说,心里比妹妹更着急。
姊妹俩互相安慰了一会儿,情绪好了起来,脸上露出了微笑。
她们像孩童似的对周遭的一切感到好奇。她们赞美翠绿的树木,她们观赏鲜美的花朵,她们感叹花瓣上清莹的露珠……
商店门口的人越聚越多,等待着开门,有的看书读报,有的就着矿泉水啃面包,有的默默地站着,东瞅西望,有的高声谈论。有两个人的谈话引起了姬慧和姬歌的注意。
一看就知道,这两个人是农民工。一个中等个头,约摸50出头,蓝色衬衫,黑色裤子,土黄色胶鞋,身上污泥斑斑,裤腿挽至膝盖,裸露的小腿很壮实;头发斑白稀疏,脸庞黝黑,两道浓眉下闪着一双和善的眼睛,透出几分愁云。另一个细高个儿,白上衣,蓝裤子,约摸30出头,脸色苍白,透出几分焦虑和病态。两人的神态看上去都十分窘迫。
中等个儿的嘴里慢慢地嚼着油条,一面说道:“咱们建筑队的老板去年欠我们四个月的工钱,今年半年快过去了,只发了两个月的工钱。昨天我老婆来电话说,我父亲生病住进了医院,需要钱。我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一脸无奈,使劲嚼着嘴里的油条,仿佛要交出个解决困难的办法来。
细高个儿点起半截纸烟,使劲吸了一口,随即吐出一团烟雾,愤愤地说: “他妈的,我们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然他不会按时给我们发工钱。”
“我们能把他怎么样?天下乌鸦一般黑,老板的心都是黑的,拖欠农民工工钱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前几天,我接到在上海打工的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那里的老板也拖欠工钱,有的拖欠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我们组织人上访,告狗的。”
“你来了时间不长,还不了解情况。我们去年几次上访,一点作用也没起。那些信访办公室的官员,听听你的反应,做做记录,讲几句不疼不痒话,应付你一下,把你打发走,他们就完成了任务。”
“我们向全国总工会反应。”
“屁事儿不管。中国的工会只是个形式,瞎子的眼镜,是个装饰,根本不可能为工人的利益着想。”
“我们罢工,集体上街游行!”
“你想扰乱社会秩序吗?你想当反革命吗?你没听说安定压倒一切吗?压倒一切意味着什么?你懂吗?拖欠我们几个月血汗钱,对我们说是大事儿,可是对政府来说,又算什么呢?”
“我们拼死拼活地干活,老板不发工钱,就是安定?老板拖欠工资,我们找说理的地方,要血汗钱,就是扰乱安定?他妈的,什么屁逻辑?谁在扰乱安定?是哪些黑心的老板勾结一些无耻的官员!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你说的在理儿。可是谁和你讲理?”
“老子回家种地去,不给他妈的干了!”细高个儿把烟蒂吐在地上,狠狠地踩了几下,仿佛那么一踩,就下了决心似的。
“人家老板才不怕你走呢,你走了,还有别人来。你没见火车站汽车站桥洞里到处躺着从外省漂来打工的人吗?去年有一次,我们集体找老板要工钱,我们说,你不给按时发工钱,我们不干了。你听他说什么?他霸气十足,气势汹汹地说,‘谁想走,马上给我滚开。在中国,要找四条腿干活的牛马不多,找两条腿干活的人到处是。’老板巴不得你走呢,你一走他拖欠你的血汗钱,你永远别想要。他狡猾得很,用拖欠你的工钱,拖住你的腿脚。你就像两腿陷在沼泽地里,越陷越深。去年年底,有个建筑队的农民架子工老婆出了车祸住进医院,急需钱,老板拖欠了他一年工资,他一分也要不上。他一气之下从还没有封顶的六层楼跳下,脑袋摔得稀巴烂。”
旁边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插话道:“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最残酷。中国的私人企业正处在这个阶段。”
两个农民工仿佛对这句深奥的话没有留意,继续自己的谈话。
细高个儿气得嘴角直冒白沫,说道:“他妈的,他不把我们当人看待。要是我的话,我把那个王八蛋老板宰了,再跳楼。”
“你连老板的影子也见不上。他即使出现,身边也围着保镖。”
“照你这么说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是吗?”
“能有啥法儿?我们只好忍着,等待上面的红头文件为我们撑腰。”中等个儿无奈地说。
“政府有劳动法吗?”
“不知道。即使有,有谁执行呢?谁来监督呢?中国人习惯于红头文件统治, 封建社会叫圣旨,还没养成按法办事的习惯呢。”
“恐怕那些老板有红头文件也不执行。”
“你说对了。不执行皇帝的圣旨,要掉脑袋。不执行红头文件,连根头发也掉不了呀。”
“你们是哪个建筑队的?”一个胖墩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