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后回顾过往，我偶尔会觉得，在人的一辈子当中，电话这东西实在扮演了重要角色，几乎每一个电话都对未来的某些事儿产生了某种导向作用。柳苏苏的人生似乎尤其如此。

    那天想当然拿起她的“长虹电子”，心说这情节进展还真不是一般的没创意，看到屏显的时候却有点儿意外。我把手机递给柳苏苏：接吧，系花家里打来的。之后便看她一脸狐疑地接听，听着听着跳下床去，披上件衣服走出了房门。接完电话回来，柳苏苏脸色古怪、语气沉重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我抱枕头坐好：听你这口气，好坏都不是什么轻松的事儿。

    柳苏苏看着我：好消息是前段日子杨雨回过她们医院，也跟她家里联系过了。坏消息是，她本人没回家去，打电话告诉她父母，她已经去单位里办好了停薪留职。

    我看出柳苏苏眼里的犹豫，试探：AND THEN？柳苏苏表情啼笑皆非，跟着给我介绍起杨雨父母在电话那头演讲的详细内容。

    话说这杨氏二老，本来每隔四五天还能收到女儿报平安的消息——尽管电话总是打一次换一个地方，发信的地址每次都不一样。这也罢了，要命的是最近一星期杨雨那边儿忽然就完全没了信儿。高干夫妻俩急了，一个电话找到宝贝姑娘唯一叫得上名字的昔日好友，痛说家庭不幸之后没忘了交待柳苏苏：她要是联系你，或者说生活上缺了什么少了什么，小柳你可千万告诉叔叔阿姨一声！啊！

    我沉吟着，一直听她把前情交待完毕，忽然想起杨雨挂号邮寄给我那两张照片：一模一样的景物，相机取景的角度和方向不同，看到的也就截然不同。给我寄这样的东西，当时就猜测，她的用意就是想告诉我一声，这道理她已经明白了。而现在，事实进一步确认我的猜测基本合理。

    思忖间旁边柳苏苏在问：你认为她突然跟家里失去联系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了想，无奈摇头：不知道。之后莞尔，拍拍柳苏苏不安的手背：别太担心。甭管是为什么，我觉得等过些日子，她会主动联系咱们。柳苏苏皱了修眉：就这么肯定呀？想到上一次见面杨雨说要找到伤者时候的那副韧劲儿，我笃定地点头，真心说：她现在比咱姐儿俩强多了。柳苏苏苦笑，黑水银的眼睛里有点儿无力：可也是啊！就咱们俩，自己的事儿还手忙脚乱呢！管得着别人么？

    那天到底也没睡个安稳觉，大约凌晨时分柳苏苏的手机又响起来，这次是个陌生号码，到把我和柳苏苏都吵醒那会儿，记录上对方已经反复打了若干次。电话接通后，大出意料，这个号码居然来自遥远的某野战医院值班室！

    您想问我怎么知道的？很简单，电话是我抢着接的，电话那头对方说，她是潘凌。

    您应该记得在这个故事的开头我说过，对于我并没有把握能记住的陌生人，总也不愿给对方量留下过深的印象。一直以来努力维持着情绪上的那种均衡持平，不得不说是有点儿用脑过度了，以至于到这时候甚至想不起潘凌这么个人。直到电话那头浅浅笑了起来，开口叫我是“冯岚的女儿”，不到一年前野战医院那点儿诸如拆散的头发，脱臼的胳膊此类想起来就尴尬郁闷的经历才一些些回潮。

    回味一下潘凌大夫的举止谈吐，当初觉得跟肖珊大夫疑似，现在想想，其实也很像我妈。她呢，比肖珊大夫多着分镇定，比我妈多着点儿刚强，一言以蔽之：远之则欲近，近则复欲离。故而对着话筒，瞄着柳苏苏的脸色，我有点儿怯怯地叫：哦，潘大夫。

    那头潘凌大夫闪烁其词：行了小姑娘，今儿打电话的不是我，应该接电话的也不是你。时间宝贵，咱们两个闲杂人等就不要再占线了吧。

    我笑，吐吐舌，捂上话筒就给柳苏苏递了过去。至于这电话是谁打来的，还用问吗？昭然若揭了都。嗯，就算猜不出来，您看看柳苏苏那副瞬息万变气象万千的表情（不要跟我追究这俩词儿是不是一个意思，54吧！表达效果高于一切），再用脚趾头想一想，也该知道了。

    以前听人说正在谈恋爱的女人时时处在某种颇为神经质的精神状态之中，那会儿还以为最先说这话的人不是危言耸听，就是对事实进行了含一定目的性的艺术夸张，现在总算是明白了，很多事儿听着玄乎，到头来讲究一个眼见为实。我事后多年也仍然很难说清楚那天接电话的时候柳苏苏是个啥德行，但当时就可以肯定，一个电话的功夫丫就在本姑娘面前现场玩儿起了大变活人，说得文艺腔点儿，那就是一副美丽的躯壳因为来自世界某一方的短暂讯息而骤然灵魂注入，活色生香了。由此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本人很知趣地适时退出房间，披上件衣服，沦落得半夜三更窝在客厅沙发上看无声影碟。影响到柳苏苏人生的每一个电话里究竟各自包含着怎样丰富的内容，已经无从考证，可毫无疑问，最先打“手机是手雷”这一比方的那位仁兄，您实在是个天才。

    之后再回去，柳苏苏把她的手机递给我：没挂呢。有人要和你说话。我直觉她语气不大对劲，无奈还是得先顾电话。

    那头依旧是白大褂配了军衔的范儿，冷冽、利落而简捷：听说你在休假，是不是？有时间的话过来一趟吧——你自己来就好。最后有句话说得却很客气：以后别这么见外，不嫌我老就叫大姐。

    这句话可以说已经奠定了之后事情的全程走向，只是当时的我没有意识到。我对柳苏苏眨眼睛笑笑：让我叫她大姐呢。柳苏苏想笑，到了却抱着我压低了声音哭，这一哭就是半宿，任我怎么哄怎么劝也止不住那涓涓细流。

    事后我每次想起那天晚上，所谓将尽处，四目惺忪，只余滴漏，一一流到天明，总觉得那像是我和柳苏苏之间的某种仪式。往远了看，似乎是人生一定阶段的临场告别。往近了看，好像勉强可以算是“哭嫁”。正因有了这个带点儿仪式性的记忆，当后来我这位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办事儿一丝不苟、人前一本正经、学习事业一鼓作气、却在总体上一马平川的人生的第二十一年当中关键问题上一败涂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昔日好友，猛然拿未老嫁作军人妇的爆炸性新闻给来我一记当头砸的时候，总算我个人在感觉和感情上接受起来并不是那么突兀。

    身为唯一一个跟她柳女侠厮混这么多年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好青年，我想我大概还有这样的权利去告诉她身边所有的人：对柳苏苏而言，比起在短时间内立即为自己今后的人生作出明智抉择，相对困难的却是随心而至、随遇而安。可尽管困难，有些事儿也到底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了。我猜，那个话不算多一笑俩酒窝的男人，没准儿就是她柳苏苏这辈子躲不掉的一大劫数。

    结婚算是一件人生大事吧？诚然，它能一下子在两个年事相仿的朋友，特别是女孩儿之间，拉上一道隔断东西划分南北的鸿沟。多次的社会改革让现在许多事情的过程简化，效果立竿见影，前后或者只需要个把钟头的工夫，柳苏苏和我就会成为两座城池里的居民。

    要说这事儿我心里一点儿也不别扭——想都别想，绝对是假话。但事实上，后来根据当事人的反映，我在即将失去唯一的闺密这件事儿上，多少有自作自受的成份。当然，这是后话了，对此，我接下来的唠叨尽可能还原现场。

    到达夜半电话另一端所在地时，已经是我那次维时七日的“病假”的最末一天。确切地说，是当天的凌晨时分。天空布满云气，折射出大概打市中心那儿来的遥远的红褐色光。

    那天来迎我的潘凌大夫是居然开车来的。车是最最老实的那种外型，这里说的老实类似于牛仔裤，白天亮相到大马路上也不怎么扎眼，草草过目的话您绝对记不住，社会安全指数相当高；等繁芜尽去回到自己家，凑近一仔细倒也经看。

    我对车一贯没多少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