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耗仅收一次，便之百姓！ 百姓是方便了，可是……官府呢? 自此之后，官府又该如何? 作为户房主事的姚湘自然有些难以接受，毕竟每年几十万两银子的火耗看似不多，可实际上各级官府的支出，大抵都是依赖这笔火耗银，而在他看来，非但现在，将来的大明各级官府同样也需要这笔火耗银。 但是今天经略却从根上彻底断掉了将来征收火耗银的可能。或许对于百姓来说这是有利而无害，但是对于官府而言，少了这笔火耗银，官府非但减少了一笔不小的进项，而且没有了这笔银子，地方官府办起事情来也没有过去那么方便。 “……自此之后，百姓必定皆以银币交税，不足一两者交以小币，辅以制钱，如此，虽然百姓得利，可自此之后，每岁我大明官府所亏岂止数百万?” 作为大明的官员，姚湘必须要站在官府的立场上处置此事，以至于即便是在傅山离开之后，他仍然无法接受铸造银币一事，仍然谋略着挽救此事。毕竟在她看来百姓的利益，是百姓的利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果说他只是一个读书人。自然不会反对取消火耗银。但是身为官员负责江北户科，他就不得不放下读书人的身段，以一个官员的身份看待此事。 “目下正值衙属用度紧张之时，若是再废除火耗，只恐怕将来非但江北的用度紧张，甚至，将来朝廷的财力也会更为紧张。” 看着忧心忡忡的姚湘，朱明忠只是含笑看着他，偶尔的他会把视线投给顾炎武，他并没有赶上之前的那场辩论，只是刚刚递来一份报告，虽然如此，但是他仍然对铸币一事有所了解，所以待他说完之后，顾炎武才开口说道。 “宝田，其实你只看到眼下朝廷用度紧张，却没有看到另一件事，就是朝廷从中所获的铸利，这天下之银岂下亿万？未来几年朝廷每铸钱一两，可得铸利一钱，比若天下银两有两三亿两，岂不就是两三千万两？” 对于顾炎武的话，朱明忠只是略点下头，并没有说什么，铸币之利他又岂曾不知？两个半世纪后，那些个军阀之所以纷纷铸造银圆，不正是因为铸币获利甚多。也正因如此，地方上才会纷纷建立银元局，当然，这又导致了银元的成色问题。不过那个时候是军阀混战，自然不能和现在相比。 “可火耗总归是源源不断之利！” 姚湘仍然有些固执的辩解着，说道。 “这两三千万两，又岂能与每年火耗二三百万相比？其充其量不过只是十年之利罢了！毕竟火耗银是年年征收。” 姚湘的这番话一出，顾炎武顿时变成了哑巴，确实，相比于火耗每年二三百万的“收入”，一成的铸利确实不值一提，或许免除火耗确实是利民的好事，但是是否利国，就未偿可知了。 身为官员的顾炎武，非常清楚一味让利于民并不是好事，毕竟朝廷同样也需要银钱，需要有所收入，要不然靠什么养兵，靠什么打仗？ 所以，维持朝廷必须要有财源，否则就会陷入崇祯朝的困境。没有了银子，一切都是空谈。 “难道经略忘记先皇当年银钱困顿之教训了吗？” 姚湘的提醒让顾炎武的脸色微微一变，可不就是如此，当年先皇那会若是有充饷的银钱，又岂会落得那步田地？ 当年北方数省天灾不断加之流寇作乱，北直隶、山东又有清虏数度入寇，被杀百姓岂止千百万，天灾、流寇、清虏糜烂地方，以至于北方数省税赋皆断，充饷之银、实边之粮皆来自江南，以江南一地又岂能支撑天下的用度？ 在顾炎武似乎有些顾忌的时候，朱明忠说道。 “其实，想弄银子，不需要光把眼睛盯在这几两火耗上面，想要开源，就要动脑子，在其它地方开源！” 看着仍然坚持己见的姚湘，朱明忠笑着说道。 “古往今来，每每朝廷用度不足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外四个字“开源节流”，这开源节流，最关键的莫过于开源，仅仅只是节流也能节出多少钱？既然目下，用度不足，那自然就需要考虑“开源”，当然这个源如何开，这才是最关键的！” 对于如何开源，朱明忠早就已经是成腹在胸，终有超越这个时代说百年经验的他，自然知道应该如何开源。看着眼前有些疑惑的姚湘，他直接说道。 “关键还是“关市之征”！” 朱明忠口中的“关市之征”实际上就就是后世所谓的商税。所谓关指贩运商品通过之关卡。市指商品贸易之市集。以钞关为例，在天启年间更是高达40余万两。 与很多人臆想着的的明朝不征商税不同，或者对商人持之以宽截然不同，相比于满清，有明一代反倒是以商税作为重农抑商的根本大法，限制商人牟取暴利，甚至就连明成祖也多次言道“商税，国家以抑追逐末之民。”也正因如此，有明一代，随着商业的发展，商税负担逐日加重。而不是日益减轻，甚至会不断加税屡次导致民变。 “关市之征？” 几乎是在朱明忠话声刚落，顾炎武急忙出言说道。 “经略万万不可再加关市之征，前朝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困诏察某，不能却也，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如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 在过去的十数年间，每日反思大明利弊得失的顾炎武，自然知道这屡加“关市之征”带来的弊端，所以才会出言反对。 “崇祯13年，河西务、临清、扬州、苏州、杭州以及九江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80万两（1），全国其它钞关四十余处虽不及七关，年入不过只是稍逊……” 看着经略，顾炎武又继续说道。 “而崇祯元年，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55万两（2），不过短短十三年，税额增加近倍……自加税之令下，而市价日高一日，小民日穷一日，至于挑担背负，零星琐屑无得免者……” 对于顾炎武的反对，朱明忠只是笑而不语，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个时代。征收商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即便是在未来，在90年代税务改革的时候，考虑到税收征收的难度，政府仍然选择了以生产环节征收为主，因为政府无法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在消费环节征收税金，所以选择了相对简单的生产环节征收。 但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后世的工厂。只有那种小农经济，顶多也就是有一些作坊。如此一来，商业税的征收自然不是那样，一张嘴就能收来的。毕竟，即便是在21世纪，零售以及消费环节征税，依然是一个困扰政府难题。 21世纪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17世纪想要加以解决。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也正是因为对于时代的比过去更为了解。他不仅了解到这个时代的商税征收是以税关征收为主，市税为辅，而城市中对商铺收的零散多达数十种杂税，到底上相当于后世的“费”，大都用于地方官府开支。因为了解这一切，现在他自然不会像过去一样，之所以想当然的以为明朝加三饷时“专加西北不加东南”，那根本就是无知者的臆想，自蒙元以来，南方的田土农业经济价值便优于北方，所以平均每亩的田税也较北方重。身为江淮经略使的他自然知道，现在常州府每亩税银是一钱五分六厘，而江北的税收相应较轻，有一亩五六分者，也有一亩一分五六厘者，平均不过五分。而对应的常州府平均早就倍于江北。 至于所谓的“阉党收商税”、“东林党反对收商税”，同样也只是网络段子。甚至与此相反的是被吹捧上天的“阉党”才是真正反对收商税的一群人，甚至在崇祯朝“免榷潼关咸阳商税，市恩商贾”，还是那些个“有才有德”的“阉党”的罪名之一。 至于被指责为反对收商税的东林党，反倒是商税的主张者。如何士晋在两广任上时就曾改革辽饷征收，试图用增加商税的方法，来抵免田亩加派，可以说看起来何士晋是最像所谓的“阉党”的人，然而让一些后世的“阉党粉”失望的是，他恰恰是位东林党人。甚至何士晋免除加派，试图用商税补充辽饷的改革方案，后来也是阉党的攻击他贪污腐败一项劣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