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员们很快的一下就走光了，只有队长留了下来。
队长说：“你们在这住还是回大队，要在这住我好给你们安排睡觉的地方”。
蒋或只说；“我们还是回大队，那里方便”。
常治仁站了起来，看看队长有些不好意思的说：“谢谢你，我们走了”。
常治仁边走边想，我是预料到这会不好开展，可万万没想到今天会这么被动，两个老头的发言太不像话了，而蒋或只却又对他俩进行批判，把个批判会的方向全搞错了。
常治仁越想越窝囊，这头一个会就没开好，看来我是真的要失败了，我是怎么了，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很顺利，今天我是真丢人了。
一路只是低头在想，谁也没说话，很快的就走到了大队。进屋坐下，蒋或只说：“常特派员，要不要吃点东西，要不咱喝两盅”。
常治仁看他一眼说：“这会开得这么糟，哪还有心喝两盅”。
蒋或只说：“哎，不是开得很好吗，咱们不就是想让群众知道砸大队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吗，咱们不都说了吗，王蛇也说了，也承认了，这会开得很好哇”。
常治仁说：“老蒋啊，这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们得让群众说他是反革命，让群众承认他是反革命才行。你看今天谁也不吭声，这哪是批判会呀”。
说完这几句话又接着说：“算了，算了，睡觉，明天再说”。
他嘴里说是睡觉，其实他哪里能睡得着，他原想有权，有支持的，有协助的，不说啥是啥吗。没想到，到了群众这里更难做。他想了很多，想到成功会有人欣赏他，会有人给他记功，他会升级晋职，又想到失败了又会是啥样呢。一夜翻来覆去也没睡着，天快亮了他终于想出个好主意。
早晨起来，他让蒋书记派人把各生产队工作组小组长叫来，他们开了一天的会，他让各小组长回去后，找两个在开会时诉苦的人，要告诉他们如何去说，然后再安排几个人，告诉他们批判会上如何批判。
各小组小组长，按照他的指示，回生产队去安排人，计划今天的批判会也就停止了。
第二个批判会又开始了，程序和第一次一样，到了诉苦时有两个人起来发言，使常治仁他们很满意，可是到了批判时，社员们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工作组去找他安排的人起来发言，他们只是摇摇头，工作组的人一再让他们起来讲，他们只好对工作组的人说声对不起，我不会批。
批判会又肃静起来。常治仁不得不擦去他急出的汗水，宣布散会。
常治仁使出了最后一招，安排他工作组的人，再开批判会时，起来发言批判。
就这样，他们又在四个生产队开了四次批判会。
却说阎善目正在生产队里领着一帮小青年排演文艺节目《三世仇》和《一碗毛栗子》，他们起早贪黑地排练，非常起劲，生产队里突然来个工作组，给阎善目增加了很大的麻烦，因为这个工作组是对着他来的。公社把他在二龙山叫了回来，他就断定一定会有这一天。就是没想到现在才来，他以为早就该来了。
反右的后期他爱人定了右派，他叔叔定了右派，都是因为他非要让他们坚持真理不服输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也到了后期，阎善目很清楚，是该治“反革命”的时候了，他爱人被打成右派，很大的原因就是给领导提的意见太尖锐，这次文化大革命他给领导提的意见更尖锐，多年的实际经验使他深深知道，“土皇上”是得罪不起的，可是他一直是为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所以他不怕这些。
阎善目的判断一点不错，他们诬陷砸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为理由，给阎善目定了个“现行反革命”，组织一个以常治仁为首的工作组，下到大队，煽动群众，造舆论大批判，要将阎善目逮捕判刑，但他们知道直接与阎善目交锋，是斗不过他的，就以胆小又没有辨别是非能力的、又能被他们很快就能治服的王蛇为导火线，去各生产队游斗，大造舆论，让王蛇承认砸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是他被蒙骗跟坏人干了“反革命”的事，想让大队所有的人都知道砸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最后强制将阎善目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逮捕，达到他们的目的——那就是：如果他上诉，让来调查的人都取不出来他不是反革命的证言。
自从工作组到了大队，阎善目就一直研究他们的动向、他们的方式、他们的做法。因为这是个针锋相对的斗争，是个进监狱不进监狱的斗争，是他孤身一人与公社工作组的斗争。
尽管他们来势凶猛、招法毒辣，阎善目并没被吓倒，而且他取胜的信心实足。这是因为他有三点相信：第一点，他非常相信，共产党绝不会把一个革命的同志圈禁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他相信共产党一定会站在他正义的一边；第二点，他相信，邪恶不管有多大的势力，最后一定要被正义所压倒，邪恶注定要失败；第三点，他相信，他经过革命军队的七年培养教育，他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去战胜邪恶。
但是，知彼知己才能百战百胜，为此他让几个小青年，去常治仁开过批判会的生产队，详细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做法，他们是怎样开的会。
有两个人南岭屯有亲属，就去做了细致了解。知道了他们的具体做法和开会程序。
阎善目知道这些以后，就开始研究对付他们的对策，研究如何一定能战胜他们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