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下台的书记叫贺玉，是四清时下去的，没文化，是个主观性很强，报复心很重，很自私，又是个敢吃敢喝，敢搞女人的上届大队书记，有五十多岁，身体还算健康。

    他们到了贺玉家，贺玉在炕头上躺着，老伴坐在炕梢做棉鞋。贺玉看到有人进来，就坐起来，因眼睛近视，看不准是谁，就问老伴是谁来了。

    江洪说：“我们是从县里来的，到这个队了解点事，就走到你家来了”。

    这时他向江洪靠近一些，细看一会儿说：“我知道你们是来干啥来啦”。

    江洪问：“你说我们是来干啥来啦”。

    贺玉说：“你们准是为调查阎善目的事来的”。

    江洪奇怪的说：“你说对了，你为什么会知道我们是为这个事来得呢”。

    贺玉说：“我听屯子人说，阎善目抄写了大字报去了城里，我想他一定是告状去了，是求援去了，是找上级领导给他作主去了，我认为上级领导绝对不会不管，肯定会下来调查，现在我们这就这个事，搞的不清不白，非要把个好人搞成反革命，除了这个事再没有别的事，你说你们来了解点事，不就是这个事吗”。

    江洪说：“你分析得很对，你为什么说是把个好人搞成反革命”。

    贺玉说：“阎善目这个人我非常赞成他，我当过这个大队的书记，我很了解他，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不惧权势，没有私心，敢给任何人提意见，他要是认为这个事是对的，就一定要坚持到底，不顾个人的死活也要做下去。他不欺弱小，心怀坦荡，使我最感动的是文化大革命他应该来斗我，可是他没来斗我”。

    说到这他沉思一会儿，接着说：“那是我当大队书记时，去他住的生产队没收个人在大队山上砍的木材，我收完了就让他赶个牛车送到大队，他说你要是给我个汽车我可能能给你送去，这牛车我可摆弄不了。当时我很生气，就让他把他家房后竖起的矿石收音机天线杆子，拔下来送到生产队，我知道那个木材不是我们大队山上的，我们大队山上没那么高的树，为了治气泄私愤我灭着良心治了他。这次文化大革命打落水狗时期，我想他一定会借着这个机会向我报仇。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整我，我天天担惊受怕的等着挨整，大队革委会斗了我十二次，而他只斗了现在的当权派，却一次也没来斗我。这件事我与他相比，我太渺小了，我太不是人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你说像他这样的人能是反革命吗”。

    江洪说：“你认为工作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贺玉说：“这还用说，现在人人都知道各队开完批判会就得把阎善目抓起来”。

    江洪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给他定个反革命，一定要抓他呢”。

    贺玉说：“这个事我太清楚了，我当过领导，我知道当领导的心理，他们嘴里说希望给他们提出批评意见，实际他们最反对给他们提意见，因为会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丢了面子。你说他好，他高兴，你说他不好、说他错，他恨你。阎善目要不是给林书记和大队书记提那些批评意见，他是绝对不会被打成反革命的，既然是反革命他们能不抓他吗”。

    贺玉的老伴听他讲究起书记来，就说：“你别啥都说了，别忘了你是一条水狗，我看又开批判会，又写大字报的，这文化大革命是又来了，你可别忘了你挨斗的滋味，要是再给你定个反革命我看你咋办”。

    贺玉说：“就是再来文化大革命，我看也革不起来了，在这开批判会你没去，咱队里的人根本就没人发言，可不象刚开始那阵子，互相揪斗报仇解恨，积极发言”。

    贺玉老伴说：“咋的你也得要小心，革不起来，还革出来个反革命呢，你还是别啥都说了”。

    江洪听她老两口的谈话，心想：是啊，人们确实不想再搞什么运动了，人们都希望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谁也别整谁了。可是却偏偏会有人泄私愤搞报复，又搞起来大批判，非要把一个人人都赞成的好人打成反革命，真是天理难容。他转过脸看一眼和他一起来的同事说：“咱们今天就调查到这吧”。

    他的同事点点头，江洪对贺玉说：“今天就谈到这吧，请你在我做的记录上签个字。

    他们走出贺玉的家门，一看太阳已经快要落地了，才想起早饭吃得早，中午没吃啥，肚子里在要充饥的东西了。

    江洪说：”咱们回城里吧，我有点饿了，反正还有三个队没开过会，咱们就不去下一个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