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识渊案件的调查；罗玲娜内心秘密的获得；情敌甫林被逮捕；李霞被狠狠地羞辱，这些胜利巳使夏荣心花怒放，踌躇满志，不可一时起来。他常常一个人流连在大街上，出入商场影院，他要充分享受城市公民的权利。在这同时他好象在寻找一个什么。在法院里他也名声大噪，谁都知道这个法律系毕业的年轻人办案有几下，都知道他奋不顾身抢救了一个即将自杀的当事人。在这些成功面前他开始骄傲起来，他现在对同事说话都是大声大气，别人受理的案子他也喜欢好为人师的说三道四。

    虽然他精神上得到了充分的满，然而在这些满足面前他有时又有几分惴惴不安，那就是他内心世界中曾决定的东西现在还没有完全获得。有时候他想入非非不能自巳，有时又想完全抛弃曾下过的决心，可内心的世界又不允许他在成功的面前作人为的失败。他自己现在也拿不准，究竟要怎样作，作些什么，是充分行使心灵王国的特权还是认清现实而不利令智昏。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周哲。

    这是个星期天，他在电话里对周哲说：“你来我这儿玩吧，我有些很要紧的问题和你谈一谈。”周哲反正是个自由人，放下电话后就过来了。

    夏荣正在房间翻看复查削前就接受了的刑事案件的诉讼材料，周哲进来后他赶紧收拾了一下，把材料堆到桌角，然后两争一摊地对周哲说：“真没办法，准备好好休息一下的，可这些东西又堆得太久了。”他又指了指这些材料，“要迎接新刑法实施了，关在看守所的人必须尽快处理。”

    “你不是在复查组吗？为什么又接受新案子？”

    “这是以前就接受了的，象我们这样的人哪一个不是同时展开几个案子，现在司法队伍里的专职人员奇缺啊。”

    “你们整天都在忙忙碌碌，好象又神秘又神圣，我很想看看你们办的都是些什么案子，我能看吗？”

    “不行”。夏荣忙说，“包括我的日记本右上角都注有‘绝密’二字，何况这些。”他笑了笑，“不过，对你可例外一点。”

    周哲信手拿过来一本卷宗，瞥了眼案由栏：侵犯财产案，于是绕有兴趣地看下去。夏荣在忙着给他沏茶，他拎过开水瓶见瓶内没水忙出去了，等他回来，周哲己把这个卷宗看得差不多了。他们抽着烟品着茶，颇有几分上流社会的样子——沙龙里谈天论地——空谈。

    周哲合上卷宗对夏荣说：“马克思曾说过，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就这个案子来说，社会至少存在这么两个问题：一、要搞计划生育；二、要提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切实解决农业落后、农村贫穷、农民贫困的问题。”

    “怎样理解？”

    “犯罪嫌疑人有六个小孩，最大的只有十五岁，而最小的才两岁，而妻子又是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如实现计划生育，就不会有六个孩子，如果只一个小孩的话，我想一个男子是可以负担起这个家的。”

    “是的。”夏荣点头同意。

    “第二，犯罪嫌疑人供述他生产队去年的工分值只有四毛八分，这就是说一个农民泥里水里象牛马劳动一天只够买到一斤煤油一斤盐和二合火柴。这就说明要尽快地把农民从那种桎梏的生产力的解放出来，使他们迈开自己的脚步理直气壮地走向富裕。”

    夏荣又点头表示同意，说：“去年岁尾今年年初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召开了吗？我们还有什么耽心的呢？”

    “要按照这次全会的要求运作起来，还要很大一段时间。我只想说，在以上这两个存在的问题的‘决定’下，犯罪嫌疑人的意识取了变化，偷了邻村生产队的一只大木船，在销赃时被抓获。我认为这种犯罪充其量是一种意识的后果，而这种意识是由存在也可以说由生活逼迫的，对于这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至少可以不予起诉。”

    “不，这个观点我不同意。”夏荣反对说，“刑法中明文规定，侵犯全民所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是犯罪。”

    “那么情节显着轻微而又危害不大的呢？”

    “刑法中规定不认为是犯罪，但是根据”，他一时记不清犯罪人的姓名忙瞥了一眼卷宗，“根据王叶照的行为、情节应当认定是犯罪的。他用斧头砍断了锁船的链子后，将船撑到了邻县，而且己将价格讲好，八百元，要不是公安机关破获，那他显然得逞了。”

    “就凭这？”

    “巳经够了，情节、行为、社会影响、而且经济数额也较大。”

    “可他一分钱也没得到，更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和挥霍。”

    夏荣无可奈何般的一笑说：“你不懂。法律！”他提高嗓门用手指指上空说，“法律是尊严的，神圣的。照你的观点，犯罪人只是动了一下或者幽默地说是开了个玩笑，是吗？你说说，他的心目中有没有法律？他懂不懂盗窃集体群众的财长是犯罪行为？肯定他是懂的。只是他在作案时不把法律当回事罢了，你说那法律的尊严在哪儿呢？他既然以身试法，那法律就应给他厉害。”

    周哲趁夏荣在换气的时候赶紧接过话头说：“你说王叶照懂得偷船是种犯罪行为，你也同意我的观点说他孩子多家庭困难，你也承认现在农民确实贫困如洗，但你却说他是在藐视法律，置神圣的法律于不顾，那就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我知道，中国现阶段的执法者多半在运用所谓的‘斗争理论’作为行为指南，从你以上说的那段话中包含着多大的强权与不公啊！假如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从仁爱宽容公平这些角度来讲，在我们的执法过程中有许多是可以值得商榷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如果大多数人宁愿偷东西而不愿饿死或自杀，那我们是不应奇怪的’这是因为‘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他们几乎一点享受也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对他们再没有什么可怕的’。紧接着恩格斯更明确地说，‘无产者凭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然，恩格斯阐述的这一论点是以资本主义为背景的。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名义上的财产归无产者所有，可实际上，现在的农民和一部分无职游民甚至那些下放的知青、待业青年等等，他们几乎一点财产也没有。象王叶照这个人，他的财产只不过在集体份额中有块土地，但这块土地他根本就没有经营权和种植权，也不可能在这块土地上获得什么利润，而他的负担是六个孩子和一个半疯的妻子。你说象他这样的犯罪能说明什么？难道他这是在藐视法律？于神圣的法律于不顾吗？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对这个犯罪的人是不是可以宽容呢？”

    “你，你这是”，夏荣大吃一惊，“这些年没和你交流你的思想居然变了。”

    “现在不是谈我思想转变的问题。我只想问：难道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庭里，那些打着代表人民意志旗号的法官先生们、检官先生们，全天在忙忙碌碌，神神秘秘，就是为了把一个偶犯小罪、穷途末路的贫苦农民押上法庭吗？而当你们把他押上法庭而处以重刑后，他的妻子儿女们将无依无靠，过着也许是乞丐、也许是娼妓、也许是一群新的窃贼的生活。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他的神圣使命不是为了使普天下劳苦大众都获得解放获得幸福吗？可你们却干着与其背道而驰的事件。”

    “啊！”夏荣痛苦样地摇了摇头，为了不把这场争执再深入下去，只好附和着说：“这样的社会问题我是无法跟你说清的，因为我俩的思想大相径庭。我只想说，我所从事的法律这个事业现在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我只忠实于法律，法律以外的社会问题由那些社会工作者去负责。难道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不需要象我们这样的人吗？我们虽然打击了许多罪犯，但这些罪犯在整个人类中只是极少数一部分，我们的职责是保护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