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列车风驰电掣地驶向了一九八Ｏ年。

    尽管时令还是冬天，首先感到春潮涌动的是中国广大国土上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组，分田到户的改革浪潮巳波浪壮阔地开始席卷整个国土，春天巳经快来了。

    社会潮流的主流正朝着成熟，实事求是的方向发展，然而在其它支流方面，依然还是坚冰厚甲，广大的国土之上，到处还犹如严冬那样：出门的人们还必须格外小心，春天的道路依然泥泞，充满险情，春天的寒流依然冰彻入骨，乍暖还寒甚至比严冬更能摧残人们。

    周哲在对前途渺茫的状况中生存下来了，然而，他的身心已憔悴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他已经越来越感到了生活的严峻，人生的艰难，越来越敏感地面对社会，万分焦虑地在对待生活，他在呼救、在挣扎，在这生活的底蕴中，他要寻找一条可以摆脱眼前窘况的路，然而，这条路在哪里？他想采一个大胆的，崭新的行动来改变眼前的生活，然而，这个行动又是什么？他在寻找精神依托，理想之路，人生归宿，可这些都是什么？

    不但只是精神，生存方面的严峻使他也茫然无措，经济方面也开始紧迫他了，将他留下来后，后勤科他是呆不下去的，杨伟达就将他调到了行政科，在后勤科，他还可以捞到一些外水，比如出差补助等，到行政科后这些补助没有了，十八元钱对一个青年人的生活是可以想象有多么的艰难。

    他经常手无分文，口袋里没一两饭票，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如果实在饿不过，就去相识人的家中玩，以换取一顿饭吃，上水利来“工作”的开头年把时间，他家中的经济状况还过得去，时不时还能接济他一下，由于三年来没给家里挣一文钱，他家中的经济状况己非常恶化了，他母亲用血汗挣来的几十个银元己被他全部用光，最后终于不能接济他了。他也明白这点，每当他回家，他母亲从贴身掏出一个布包，从里面拿出几元钱，他都不忍心要了，而且还谎说自己在外有钱花，有时他回家吃饭，当着他母亲的面总是吃得很少，以表示自己在外吃得饱饱的，而等他父母出工后，他再饱吃一顿后离开家。

    尽管他生活得这样艰难，但他并没有离开工地的念头，后来他自己也不明白当初是不是鬼迷心窍了，实际上他只是在精神上没有找到新的归宿。他甚至还天真地想过，自己是个有点才智的青年人，建设者，是这里的“开国元勋”，工程结束后，难道不会给自己一个归宿，或者给他一个转正的指标。他甚至为此事进行过奔走，当然，他在政界和上层没一个亲戚，翻遍他祖孙十八代的档案，除了有个表哥在地区工作外，再也没一个当官的。他只是厚着脸皮找了一次杨伟达，在现在的社会里，一个一穷二白的青年人两手空捏，口袋里布挨着布去求别人，那会有什么结果呢？杨伟达只是答应他尽最大的努力，当然杨伟达这个人又有多大的“努力”呢？尽管他在周哲眼里是个“大干部”，但充其量他不过一农业大县里的水利局副局长，用农民的话来说叫做：鸡八雕菩萨，法力就那么大。况且他自己还有一儿一女在家待业啦！

    然而这点最后的希望也完了，杨伟达曾告诉他的水利系统在招工的消息已被证实，新招来的职工开始陆续前来报到，这些新职工都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人数有八十多人，他们中有高中未毕业的；正在读中专的学生；有下放了三年五载的老知青，杨伟达的一儿一女也在其中。

    这天早上，周哲刚起床，行政科长把他叫了去对他说：“周哲，杨指挥长要我告诉你，你要另找出路了”。

    这是个意料之中的消息，周哲把眼在科长的脸上停留了一会，就装出无所谓的神情看着窗外。

    “杨指挥长还说，你是个人オ，但他没能力帮助你，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他也要回局机关了”。

    周哲迷蒙的目光不知看在哪里，他没作声也没表示什么，就不声不响地出了科长的房间。科长又把他叫住说：“这是五十块钱，是杨指挥长特别批准的，从今天起你就不用上班了，先去找找合适的地方，如果需要我们出面，我和杨指挥长都会给你出面的。”

    周哲接过五张纸币，在手中掂了掂，怪笑一声后就出了科长的房间。在走廊里他又被叫住，“这是你的信”。他不认识这个女娃，大概是新来的职工，在搞收发，他接过信见是寒兰来的，那死灰一样的心里有了一点复燃的活气。

    他边走边拆开信，当他看完这封充满爱情和思念之心的信后，他知道了寒兰传来的讯息：她准备在今年寒假回来过春节时，要周哲去省城接她，顺便让他到省城玩几天。他知道今天已是二月二日，即阴历的腊月十七，要去的话最迟不迟于明天就要去，因为学校一般腊月二十左右就要放假了。他把信收好，不置可否地装进口袋，他手中只有科长刚给的五十元钱，对于省城之行他只能望城兴叹。

    他不知道别人知道不知道他被辞退了，只见到新老职工仍在忙忙碌碌，他不用管这些了，独自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他看几眼房间的行李，准备收拾起来，可他又懒得动，只好任它，他楞在房中一会儿，眼睛突然盯在门背后钉子上挂着的一双布鞋，这是金枝最后做给他的那双，根本就没穿过，一直作为一个念想留在房间，今天这双鞋勾起了他对往日的回忆和心灵中的忏悔。

    可是这一切都迟了。他盯着鞋看了几分钟，突然一把将鞋抓往，嘴里轻唤一声：“我的亲人啊”！然后扑在床上痛哭起来。

    他尽量不让隔壁的人听见他的哭声，把枕巾死死地塞进嘴里，只任泪水一个劲地流淌。这样过了半小时，他心里的泪流干了，站起身来抹干泪痕，重新整理好衣服，无比珍重地将那双鞋放进衣箱中，然后出了门。

    一小时后，他已置身在县城。

    “另找出路，另找出路。”他的大脑中只有这个问题，他见到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见到来来往往的车辆，忙忙碌碌的人们，感到这些没一样与他相关。

    他精神赖以依靠的最后一根支柱倒坍了，他原指望工地起码有一个最低的生活安排给他这样的建设者，想不到杨伟达几句话就使他一切落了空，他仅获得五十块钱的打发。

    他思想防线的堤岸崩溃了，面对城市，面对前途，面对未来，面对人生，他竟毫无一点办法。穷途末路，精神崩溃是他现在最好的现实写照。

    他只顾走，漫无目际地走，突然撞在一根电线杆上，这一撞把他给撞清醒了，他抬头一看，自已正在民主酒楼前。他摸摸被撞痛的头，一阵疲劳向他袭来，他迷糊地走进了酒楼。“您来点什么？”一个女招待腰系围裙，手拿抹布把他面前的桌面抹了几下问。

    “一斤白酒，二道菜”。他仿佛方才发现自己坐在餐厅里，食客们发出的进餐声把他胃觉给引发了，他感到肚子正在咕咕地响。

    女招待送来一斤白酒二道菜，他启开瓶盖，没用杯子，一口就喝下去三分之一，然后狠狠地吞下一口菜。不一会，一斤白酒和二道菜就给解决了，还是那位女招待来了，她依然用好听的女中音问：“您还需要什么吗？比如说米饭”。

    “不，不要”。他有了酒态。

    “那请您去柜台付钱。”

    民主酒楼是县城唯一一家餐后付钱的酒楼，其它酒楼都是先给钱，再由柜台通知制餐间。就是这点改革，使民主酒楼与食客之间建立的相互信任关系赢得了大量的食客。周哲结完帐后只感到餐厅和食客都在旋转，他尽量矜持地拖着醉步向厅外走去。

    他来到厅外，见门边有许多茶水，用玻璃杯装着，上面压着块玻璃，他端起两杯就灌下去，然后准备离开，可他的衣角被人拉住，他回过头来瞪着红红的眼睛。拉住衣角的是位老太婆，她和蔼地说：“大哥，你还没给茶钱”。他掏出了两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