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哲一进号子，王德林就迫不及待地问：“几年？”

    “你怎么知道判了？”周哲没好气地反问。

    “不明摆着吗，无罪释放还用回来吗？”

    “三年。”

    “哼，我早就料到了。”

    “我要上诉。”

    “理由呢？”

    “量刑过重，没有解决我的工分和口粮问题。”

    “你以为上诉后他们就会给你解决吗？”

    “当然，既然判我的罪，我服。可别人在我身上所犯的罪呢，难道可以不予追究？”

    “你不认为这事与案件无关吗？”

    “审判长是这样说的，可我感到不公正，一个人会无缘无故去杀人吗？”

    “你不知道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他们难道不会用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看待你的犯罪。”

    “我犯案后，我坦白交待了，我没花公家一分钱，为什么就不能给我这个偶犯一次罪的人一个教育挽救的机会，非要将我推到罪犯行列里去呢？”

    “周哲。”王德林有点语重心长的口气，“你也许还太幼维，你对法律不甚了解，还没有真正经历世态炎凉，没经受生活的残酷和人生的折磨，也许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坦白与法律的实施也许有关，可你假如抗拒不交待，他们就不会有定罪的证据，所以，凡属进了监牢后出去的人都有这个切身的体会，坦白只能从严，抗拒也许可以从宽。至于教育嘛，挽救嘛，那与法律的实施更沾不上边，难道你敢说判刑不是一种教育挽救的形式吗？公安局只管抓，检察院只管捕，法院只管判。”

    “可是，为什么我在看印度影片《流浪者》时我非常同情拉兹这个人，难道他们就没有一个人同情我，拉兹犯下的罪比我所犯的罪大多了，可在执行法律最虚伪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拉兹也只被判三年，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残忍更不公平更不人道吗？难道两种性质不同的国家，也会出现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中所说——时间是随物质运动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年刑期只抵资本主义国家三十天的刑期吗？”

    王德林哈哈大笑起来，笑过后他说：“你这完全是幼稚的理想主义的腔调，假如我们现行的政权用人道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话，你的这些话法庭也许可以考虑，可现实与你说的和企望的太遥远了。”

    “不管怎么说，我要上诉。”

    “那么说你不想离开这里了？”

    “我恨不得在下一分钟里离开这个鬼地方。”

    “那么你将在这里还呆三个月，也许半年。”

    “呆一年我也要上诉，我决定了。”说着，他将头凑近风门，用拳头擂着铁门，高叫起来：“我要上诉！我要上诉！”

    王德林见他的劝谏不起作用，摇了摇头，抱着书本去看了。听到周哲又闹起来，“龟爪”连忙跑来对他说：“我们又不反对你上诉，可你不要总是擂门。”

    “那就快点给我笔和纸。”周哲见看守走了，他转过身来对王德林说：“当辩护员只是抱着一种同情心和理解情陈述我的罪过时，我心灵的防线就完全崩溃了，那是我犯罪后受到的最大震憾与教育的一次，然而现在，这种心情却云散雾散。”

    上诉状寄出去后，狱中的生活又平静下来，王德林对周哲说：“我们还是静下心来研究马列吧。”

    “我可不想研究了。”

    “为什么？”

    “因为我研究的越多，就发现现实越残酷，还是不研究为好。为什么所有的社会政体、制度，所有的执政党，不管它曾经标榜是怎样一个为贫苦民众谋利益的政党，当它一掌握政权之后，它就改变了它的初衷呢？为什么它只是处处为白己的地位巩固，为自己的政客党徒谋利益而忘却或忽略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呢？我现在完全有理由怀疑：一个政权的日趋完善与巩固，往往不是这个政权的长久与发展的开始，恰恰相反，而是它衰败和没落的开始。要想避免或延迟这种衰败和没落，我看不必把那么多冠冕堂皇的东西写进宪法或党章里，只要记住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就够了——‘政体的目的在于整体的幸福。’”

    王德林的嘴唇呆张成一个O型，他听完周哲这段似乎是随口说出的感触后，没有发表反对他的观点，只是用更加难以理解的目光对周哲说：“我和你恰恰相反，当我沉浸在那些理念的快乐之中时，我就忘记了现实给我的痛苦。也许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达到书中的那种境界，还需要成千上万的人去为之奋斗。”

    “可你……现在都受到了他们的……我，我可没你那样高的思想境界，将来也许真的会给你平反。我昨天想好了，我准备练习书法。”

    “怎么又对书法感兴趣了？”

    “因为政治这个东西不可能使人摆脱尘世上的烦恼，只有艺术或许可以将你引渡到另外一个天地里去。”

    “很好，我支持你，我负责你的笔和纸。”

    周哲惊奇加上喜悦：“你有笔和纸吗？”

    “当然有，要不怎么我会是特殊犯人呢。”说着他弯下腰，把手伸到铺板底下，象魔法一样拿出一缕头发，“你看， 这不是做笔的上等材料。”

    “你从哪儿弄来的？”周哲不胜好奇地问。

    “你进来的时候不是有很长很秀美的头发吗？可能中国的警方认为，在国内犯罪的不是这个人， 而是这个人的头发， 非得要将它斩尽杀绝不可。”说着他又伸手到铺板底下摸出一块废牙膏皮和一支筷子， 然后将头发用牙膏皮卷到筷子上， 一支毛笔就成了。接着他用漱口杯盛些水，示范地在牢中地板上写起来，然后他把笔递给周哲说：“岳飞当年用树枝当笔，沙地当纸。，而你却要比他先进许多。”

    周哲高兴地接过笔，就到地中央写起来， 王德林连忙制止说：“不能在中间写， 这样会发现的，到放马桶的角落里去。”

    从此， 周告开始了他所谓的“书法”，开头他多半写的都是些唐诗宋词，后来王德林也不知道他在地下画的什么，一点也看不懂，都是些生疏的词句，王德林问他， 可他却神秘地一笑， 继续写他的。终于有一天， 周哲问王德林：“你能替我搞到钢笔墨水和纸张吗？”

    “你又想练钢笔书法吗？”

    “告诉你，我很喜欢文学，以前也动过笔，最近我构思了一部长篇的写作计划， 我在地上写的就是这个计划的提纲。”

    “怪不得我近来发现你晚上睡不着， 原来你的大脑在活动。”

    “是的， 我现在才感觉到我以前所走的路都不是正道，我的青春被岁月蹉跎，我的才智被廉价出卖， 我的灵魂被无报酬地利用， 我感觉到我是从梦幻中走来的。当我读到你的这些马列书籍时， 特别是哲学方面的思考使我现在清醒过来，我以前是不是追求不现实的东西太多了， 这与理性的哲学思维是相悖的。是不是这一辈就这样完了， 就这样混荡下去呢？不！我是决不会的！所以经过思索之后，我决定在我人生的歧路上，在悲惨时间里， 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出一点价值来， 这就是寻求和踏上一条全新的路，这条路就是文学之路。”

    “准备写多大？”

    “计划一百万字。”

    “不行不行不行。”王德林的头摇得象货郎鼓，“你还太年轻，不能考虑这样大的计划， 另外，就算你能完成， 你准备怎么办？”

    “拿去发表啊。”

    王德林哈哈大笑起来， 笑过之后，他用轻视加语重心长的口气说：“我年轻的犯人先生，你知道不知道你在今后三年时间里，不但你的肉体失去了自由，你的政治权利同时也被剥夺了。”

    “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不能让这个三年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