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我一生可谓幸运又幸运，除1944一1946两年逃难生活给我带来的灾难与苦痛，以及文革十年复员所受之坎坷外，我属一幸运人，特别是在部队的廿年，一件一件美差幸事往我一人头上落，成为群体中的佼佼者，受众人羡慕的对象。

    经 历 综 述

    1933年6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浏阳门外，“自立会”，该教会系曾国藩满孙曾广钟亲手创建，因我祖母系曾广钟之长女，又因我祖父母去世较早，故我父母寄养其外公，外婆家，因此我也就出生于该处，直到一九三八年，日本兵侵入武汉，长沙大火，才离开长沙回祖籍湘乡[现改为涟源市]。

    1938年至1943年随父所在之单位--湖南省公路局，撤退到湘潭下摄司，祁阳，永兴等地流动就读，而在那仅有一条街，小小的永兴一呆就是四年，可最近方知她有中国银都之称，该地工匠用五万两白银打造了一座古典式银楼，其工艺之精湛，堪称叫绝，而这些银子都是从废物中提炼出来，他们每年提炼的白银有xxx吨以上，且炼废银已有近300年的历史，可当时我却一无所知。

    1943年上半年父转广西桂林四十三兵工厂工作，我于下半年只身一人至广西桂林父亲处读书

    1944年7月至12月随父亲工厂撤退逃难至贵阳，后在贵阳四十四兵工厂子弟学校读书，46年5月写成"西南大撤退逃难纪实"[约五万字日记，后改写成七万余字的纪实文学，取名"难忘的一九四四"，在纪实文学十挡以后可找到]，原稿现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作文物珍藏。。

    1946年至1951年在武汉博学中学、市一中读书。此间46年6月至9月在湖南长沙长郡中学补习了三个月，并考取了长沙明德及长郡两所名校。

    1951年7月抗美援朝参军，入沈阳空军八航校[后改为空军第一航空学院]学习无线电，毕业后留校任教[以后补发大专学历证书]。

    1952年10月作为空军受阅方队军旗手，赴北京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检阅。[详见幸福的回忆第一节]。受阅完毕，在重新编组学习班时，我由学员班长被提升为学员兼职区队长。

    1953年3月毕业前，光荣入党，并被分配至学校训练部，赴北京参加空军首届展览，此间又被挑选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及军委总部首长当讲解员，有幸与他们面对面。[详见幸福的回忆第二节]

    1954年空军选派五人组成一代表团去民主德国学习军事装备，本人当时作为唯一的一名正式党员，被指定为政治组长兼代表团副团长（时年仅21岁），去德国学习半年，出发前接受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及多位副司令员的宴请饯行，在国外还有幸当面向陈毅元帅汇报并陪同参观，在柏林期间还受到驻德大使姬鹏飞接见。{五十年代初，能被派出国学习，真是凤毛麟角的}[详见五十年代初中国军人德国之行的轶事]

    1956年又被空军选派去苏联学习导弹（我部队仅我一人，更是令众人羡慕至极），在大连解放军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一年[获大专证书]。

    1957年因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去苏联学不到东西，中央决定，部队、地方的留苏予备部全体学员均不出国，我则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国防科技大学）导弹无线电遥控专业学习，[这是当时尖端技术中之尖端，绝密又绝密，在此专业学习，有一种无限优越感和自豪感]同班学习的有叶帅次子叶选宁[后为中将退休]，董老之子董良羽，南汉宸之子南新翔。

    1963年毕业分空军司令部[而毕业分配，又具传奇色彩，可见第八篇 一次具传奇色彩的毕业分配 ]，从事打U-2高空侦察机反干扰研究[详见第九篇 揭密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战斗]

    1965年因保证击落U-2作出贡献而立功，受到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朱德委员长等人民大会堂的接见。[详见揭密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战斗]

    1967年初，被派往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搞军管，69年初调中科院军管会，此间曾参与中科院总理联络员刘西尧[曾任教育部部长，二机部部长等职]主持的解放中科院老干部学习班，刘布置完工作后，最后加一句：周代表还有什么指示，我当然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立刻说：联络员己布置得很全面，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他最后这句话，并不是我周新璿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对军管会的尊重，因为我是代表军管会来的，我的任务只是了解情况，回去汇报。

    1969年中又被选为驻国家科委总理联络员助理（相当中央部长助理），在京西宾馆，接受聂荣臻元帅亲自布置任务，并有幸与聂荣臻元帅共进午餐。后入中南海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办公，巧的是两名助理均姓周，且都是空司地空导弹部的技术参谋，一名是前苏联留学回来，而我是54年曾去德国学习，哈军工导弹系毕业，选这么两个人，可能是派驻国家科委的特意安排[在中央机关几百名军管人员中，仅抽两人去任助理，能挑选自己，可见对我是何等信任，而自己则确有点受宠若惊之感]。

    1970年空司已受林彪线上人物掌控，而对我这总理线上之人则被视为眼中钉排挤，表面上升我职调我至贵州遵义，实则迫害我拆散我的家庭，故自己被迫以身体不好为由[也是林彪线上人物暗示]，申请复员回地方当工人。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坎坷。遗憾的是，71年林彪裁在温都尔汗，过去被整的领导都官复原职，他们复职后即问："周新璿到哪里去了？" " 复员了！" "为何将这名由国家化大代价培养又是我单位用得着的人将其复员？" "是他自己以身体不好为由申请复员的"。白纸上写的黑字，这叫过去看重我的领导也无能为力，其实我那里是自愿而是被迫。就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复员回家当工人，可以说从天上掉到地下。[详见第十篇 复员回地方。。。。。第六节冤家路窄]

    1970至1980年先在武汉无线电厂"以工代干"任雷达车间主任，后任仪器室主任，1975年作为中南地区两名群众代表之一，出席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全国首届无线电计量会议，并介绍我厂无线电计量工作。1980年落实政策，改办转业，81年调无线电天线厂任技术厂长兼总工，同年出席全国建筑电气学会年会，作电缆电视报告，后被建筑电气杂志约稿，分四期连载，于83年又将其加写成10万字出书，首次获一千元稿费[详见第十篇 复员。。。。]

    1983年调武汉市科委科技交流中心任总工。高工。

    1993年退休，发挥余热，进行过几年业余讲学，也为自己有所创收，95年开始，写写回忆录性质的纪实文学，上上网，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