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底的一天，我正在空军第八航校助教文化班学习，突然一位助理员蹑手蹑脚地走进教室，与授课教员轻轻嘀咕了几句，随即教员在课堂上公开点名道姓说：“周新璿！校干部部长叫你去！” 顿时，全教室同志都用一种惊奇的目光凝视着我，这目光包含有羡慕和祝贺，也包含了疑惑和探询，我的心也是七上八下，惴然不定，心想，干部部长直接召见一名普通教员，究竟是福还是祸？就是以这种既喜悦又担心的心情去见部长，进到办公室，那里已有一位电气系教员坐等，部长让我也坐下后，即对我们说：“今天请二位来，是要交给你们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又是一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是我参军后第三次受领这样的任务了。第一次是1952年，我作为空军军旗手，去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第二次是1953年，参加空军首届教学模型展览，为毛主席、刘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当讲解员，一年一次，一次比一次荣幸；这第三次，幸运之神又将带给我一件什么样的幸福事情？部长停顿片刻说：“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派你们去民主德国学习，详情等你们到北京空军订货部（现改装备部）报到后，便知道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但毋庸置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们的外语基础很差，特别是德语，可以说目不识丁。”我和电气教员不约而同的汇报了这一情形。“这点已为你们考虑，空军会给你们派翻译同行。” 接着部长又讲了一席话，并交待了一些具体事情。“空军首长对此次学习任务很重视，要求选派政治上绝对可靠，技术上过硬的教员去民主德国学习一大型军事装备，回国后再传授给我们部队。”“这项任务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因为德国是战败国，国际条约规定，不允许他们生产、出售特种军事装备和武器。民德又处在东西方阵营斗争前哨，你们是军人，军人去那里，就会暴露他们国家与军事还有联系，你们去很可能遭特务、间谍绑架，从你们身上打开缺口，盗取情报。为此，你们此行是以老百性身份去学习“民用”技术，到北京后，要给你们全部换装，不留一点军人痕迹。”

    正由于这一保密举措，使我父母不知熬过多少不眠之夜。我参军后，平均半月总要给家去一封信，所以此去北京前，征得领导同意，给父母写了一简信，告知要去执行一项任务，会有较长时间不能与家联系，但未说明时间需多长，因为我自己也说不清。三个月后，我父母实在按耐不住了，就直接给部队首长写信，询问他们儿子的下落，并声明，即令儿子为国牺牲，告知一声，他们也能经受得起，抗美援朝送子参军，就作好了儿子可能为国牺牲的思想准备，部队首长为之感动，立刻亲笔回信，简要告知：“你们的儿子是去执行光荣的任务去了，要不多久，我们就会将你们的儿子送还，到那时，他的身体会更壮实、更健康，知识也更丰富，请放心。”

    前后等了五个多月，待我们回国，路过莫斯科时，征得驻苏联大使馆同意，请他们转发了我们的家信。当家人接此国外寄回的信时，幸福的热泪迅速将他们的痛苦、担心，一扫而光，而且欣喜地将此事广为传颂，见亲戚就说，逢朋友就讲。的确那时有谁家的孩子出国学习，那真是凤毛麟角，令人羡慕至极。

    我们出国学习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训练部传开，成为部里一大新闻。因为这是我校建校以来第一次派员出国学习。建国初期，被派出国，这在全军乃至全国也是极不寻常的事情，这么难得的机会给了我们学校，又在500多人的训练部中，居然落到了我们两人头上，这真是天大的幸运。回到系里，同志们纷纷跑上来与我握手、拥抱、甚至给一小拳以示祝贺之意。当然，也不泛有人会不服气，甚至有嫉妒之心。那时选派出国学习，不像现时由自己申请，经过几轮考试选派决定，而是凭组织对你平日的了解、信任，报上去一级一级审查批准。其实我那时并无任何家庭历史背景，也与领导无特殊关系，只是留校才一年多的新教员，自我感觉是，掌握新技术知识较快，且具有一定的讲课水平，再一条，可能是较好的政治条件——较早的入了党，如今已是一名正式党员。

    到北京后，我们对所执行的任务有了更进一步了解。这次去德国，是去学习一种“地面全景模拟空中射击练习器”，空军向德国订了80台，价值相当于当时40架米格飞机。要求我们学会其工作原理、构造、操作使用、维护修理，回国后为部队培训出一批修理维护人员。此行我们一共五人，正式军人四名，一名团射击主任，他是朝鲜二级国旗勋章获得者，打下过美国F-84飞机，并用自己的机身掩护长机而被击落跳伞，另一位是三航校的射击理论教员；再加我们八校的两名，一名无线电，一名搞电气，其中熟悉电路知识的，也就我们两个，所以对设备的全盘掌握，就自然落在我俩身上，我们也感到肩上担子重，最后还有一名外交部的德语生活翻译，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之所以强调他是生活翻译，是说他对技术一窍不通，承担技术翻译很难胜任。 我们是直接去工厂学习，所以属实习生，但学习结束后，还要对空军购买的这批装备负责验收，所以又具有验收代表团的身份。我们五人中，数射击主任级别最高，他被指定为学习组长兼代表团长，我是唯一的一名正式党员，被指定为政治组长兼代表团副团长。还要求我们定期过党、团组织生活，以发挥党团组织的集体作用。

    考虑到语言不通，学习时间可能较长，暂定半年，能提前完成更好，但一定要学透、学深。

    任务明确，各项准备工作同步进行。办理护照需要几张两寸免冠便装相片，但我们四人系供给制军人，没有一人有便衣，北京又无亲朋，也无处可借，还是为我们办事的那位参谋，不知从哪寻来一件旧咔叽布中山装，四人就轮流着穿它来照相，可我这个参加过天安门检阅的标准身材，穿它就像一块布紧裹在身上，但也只好穿它照一张。

    要彻底换装，不留一点军人痕迹，而那时的供给制军人，除了赤条条的驱体属于自己，身上穿的，日常用的，都由部队发放，无领衬衣，和尚式布袜，一切似乎都打上了军用品的“烙印”，就连使用的钢笔、漱口缸也都是慰问品，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记刻印其上。这些统统留下，给我们赶制订做，购买换新。考虑到六月初出国，要到深秋，也许入冬才能完成任务回国，因而春夏秋冬的衣着均需备齐，西装、中山装、呢大衣，但就是色调太单一，以致我们在国外穿着衣服时，常常要事先商定，你穿中山装，我就穿西服，他再加一件风衣，以避免着装太统一。

    参谋还领我们到外交部礼宾司上课，讲在国外如何待人接物；讲那里的风俗礼仪；讲西餐刀叉的使用方法；连小费给多少也交待仔细。

    一切准备就绪，临行前两天，参谋接我们到小土地庙招待所，这是当时空军接待高级干部的场所，并告诉我们，今天空军司令员、政委要亲自为我们送行，我们听了，真有点受宠若惊。一般国家领导人出访，同级领导人送行，这是常见的礼仪，而现在是最基层的干部出国学习，其军兵种最高首长为之饯行，这可是件稀罕的事情。 参谋领我们进一中厅，其四周摆了几张沙发以供休息之用，中间一张大圆桌摆好了丰盛的酒席，前面靠墙的一张高台上，国产名酒应有尽有。片刻，刘亚楼司令员进来了，紧跟其后的是矮胖子政委吴法宪（后为司令员，文革中成了林彪、四人邦的死党，被判刑）随后就是王秉章、常乾坤副司令，最后进来的是订货部长。组长一声“立正”，我们迅速从沙发上起立行注目礼，刘司令员立刻说：“入座！入座！边吃边说。” 大家很快入席，首先由刘司令员讲话，他讲了这次任务的性质、意义，并且指出，空军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