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工资待迂问题，复员时部队写的是军令二十年，当时部队同志告知我，回地方会按五级工定工资，我是作这种思想准备回来的， 可回后方知要参军整二十年才能定五级工，而我只是二十个年头尚不足二十年，只能定四级工或按大学毕业第一年定级，当时武汉地区五级工工资为五十九元而四级工只四十多元，大学刚毕业第一年只四十三元，而我则面临四级工工资与大学刚毕业工资之间的选择，选四级工工资并非过一年后将工令并为军令即可变为五级工，而是要等待什么时候统一调级，再经评级方能升级，而迭择大学毕业工资过一年则会定级，加到五十三元，於是我选择了后者，一下子我的工资只有我原来的百分之四十多一点，比我原来在部队想像的也要少十六元这对我是未曾想到的一大打击，十六元是两个级差，这对过去的人，也许十多年都难补足这个级差。这能叫人不感到痛苦吗！

    其次有一些问题今日看来，似乎沾不上筷子提不到桌面上来，然而在当年却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刺激：例如我进厂不久军代表就找我谈话，还指东划西的，似乎把我当成有某种问题被处理下来的，而我则有难言的苦衷，又不能说明空军内部两派的斗争[原防空军派与空军派之间的斗争，也就是原四野与原二。三野之间的斗争，也不能说我是被林彪路线人物迫害下来的，因为当时林彪还在位]，只能说我是因身体不好自已申请复员的。然而心里却暗想：”你个60年后期参军的小兵拉子，还配与我谈话，我参军时，你还在穿开挡裤呢！我是什么人物，是由聂帅亲自布置任务并与聂帅共进午餐和进过中南海办公的人，如今来听你指指划划，其心里哪个委屈说不出有多难受。又例如我当了车间主任后，见别人订了参考消息[当时参考消息由厂统一代订]，我也想订一份，可我提出时说我没资格订，说我虽是车间主任，但是以工代干，仍属工人范畴，要是大学毕业的干部才可订，可我这个53年就是大专毕业，63年6年制军事最高技术学府毕业的高材生，如今落得连个订参考消息的资格都没有，这对人的精神是多么大的打击。

    再例如71年[9。13]事件林彪裁倒温都尔汉，传达有关文件，首先传达到党员干部，我虽是党员，但不属干部，所以没资格第一批听，然而我是53年3月入党的老党员，53年给排以上党员干部传达’高岗。姚漱石’反党集团报告，我都有资格听，可相隔快20年反倒不能听，不能享受这种政治待迂，这心里又是什么滋味。 此类事例还很多很多，不胜枚举，但件件刺激我的神经，也怪我参军后发展太顺，从未受过挫折，才使我迂到问题极其敏感，内心痛苦。 我还要提及一件令我终身遗憾的事，[九。一三]林彪裁倒温都尔汉后，部队的战友告诉我：原来被林彪 线上人物整的领导，几乎都官复原职，而很器重我的技术部部长官复原职后，首先就质问过去整他的那些人，问：你们把周新璿搞到哪去了？” ”复员了”， ”为何把这种国家化大代价培养且系我单位用得着的人才复员？””是他自己以身体不好为由申请复员的！”其实哪里是我自愿的，是他们经常找我谈话，逼着我捏造事实跟他们整那些领导，我不能为己之利，昧着良心去瞎说，有时还给他们提点意见，唱过反调，因而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对立面，要把我搞到贵卅遵义山沟沟里，拆散我的家庭，我这才被迫要求复员。但白纸写的”自愿”两字，却使那位器重我的部长无能为力，若我仍保持军籍去了遵义，那位部长就有权再将我调回北京。但谁又能估计林彪会死，那些领导还会有翻身的日子呢！

    最后我还要提及，我从天上掉到地下，这么多的苦脑，我还是渡过来了，这多亏我的老伴，她常常开导我，安慰我，”文化大革命”冤枉了好多人，又屈死了好多人，刘少奇处那么高的位置，彭德怀，贺龙他们对革命，对国家有多大功劳，又有多大贡献，可是还活活被整死，你比起他们来，你那一点点贡献，一点点功劳又算得了什么，可你还活着，你比他们强多了，你想想你对国家的贡献，再想想国家给你的，你读书不化一分钱，还享受那么高的待迂，[我是调干生，带薪读书]你应该知足了，不要怨天尤人，这一些话常常挂在我脑边，也使我正确对待我的前半生，从而从苦脑中自我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