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0年回地方一直到80年，我们一直在高度紧张，极快节奏下渡日，每天除了七小时的睡眠以外，几乎没有一刻休息。若想得到额外的休息，那只有在某一人出差之时，然而却大大加重了另一人的负担。 70年四岁的女儿随我们从北京回来，72年又添了儿子，基本上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艰苦的环境里，拉扯抚养两个幼小多病的孩子，每天的生活就像在战斗。 工厂工作，是一分钟都不能少的八小时工作制，从早八点到下午五点，中间仅一小时休息解决午餐，不能迟到早退，迟到一刻，几元钱的奖金就付之东流。，那时既没有煤气，也不许使用电炉[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4千瓦的电表]，每天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生炉子，烧水洗漱弄过早，邦幼小的儿女穿载、漱洗、喂食，送儿女去幼儿园，上学校。 当时女儿上璐珈山幼儿园，该园条件相对较好，但地处黎黄陂路，离家较远，由我用自行车接送，来回需半小时，每天接送两趟，73年后上小学，又是进的黄陂路小学，因为要过几次街，当然不放心仍然要接送。72年添了儿子，妻子56天产假在嫁嫁家坐月子，奶奶去嫁嫁家邦忙，但儿子生下仅十二天就感冒发烧住儿童医院，因为是幼婴须母亲陪护，家里则由我一人来忙，刚出院两天又染上病毒性肺炎，再进儿童医院住重病房，还下了病危通知单，我只好向医生跪下，[这是我一生第二次向人下跪，第一次是44年在贵阳，我家穷困撩倒时，全家向房东下跪，别赶我们出门]求医生无论如何要治好我儿子的病，妻子住院陪护，我则两头跑，雇了家里，又跑医院，心里的压力甭提有多重，出院后奶奶来家邦了一些时忙，但不到两个月，在一次家务劳动中把手扎伤感染，只好回去治养，而不能再邦忙，就在儿子三个月时，全由我们俩人来承担，请褓姆那是想都不敢想，三岁进幼儿园以前，是托街坊怜居代养，先是韩家巷一位70岁左右的老太婆，每天早上要把儿子一天用的东西打成包袱，外带四并牛奶[一共订五并，另一并供女儿享用，自己则暂时靠边站，且那时订牛奶可不像现在送到家里，要凭票到供奶点自己去取，这又增加一项早上的劳动量]，由妻子抱着儿子，我则提着用品，往别人家里送，晚上下班再接回，你们说说有多忙，后来儿子拉肚子，又只好接回，由妻子请假到医院看病并留家治病护养，好后转托本巷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刘太代养，她家居住条件，卫生条件都较好，就是有一个比儿子稍大的外孙女，可能要分享儿子的一些食品，但无奈也只有这样，到了两岁半，就让他上工厂附属幼儿园，其教育质量及条件当然不如外面正规幼儿园，但也是为了节约接送时间，也只好这样，后来儿子传染上了肝炎，听说武昌七医院治肝炎善长，只好由他妈陪护住武昌，住的可是男病房，又是个大热天，成天关在帐子里，那遭的罪难以想像，家里这一头就更不用说，一头雇家里，三天两头还要跑武昌，那是又着急，又更忙。到了儿子六岁就让他上了就近的瑞祥路小学，该校的教学质量也远不及黄陂路小学，仍然是考虑时间紧迫，没法送他去较远的好学校，但儿子还算争气，小学毕业，以他们学校全校第二名考上了省重点中学一一市第六中学。

    再说生活的艰辛，现今的年轻人是无法理解，那时没有冰箱，买菜就须天天买，餐餐弄，也许现今年轻人会说，餐餐吃新鲜的不是更有益健康！可是对那时的忙人来说，可是忙上加忙，而且买菜，不像现在，到菜场就能买，有点新鲜价格适宜一点的菜，则立刻排成长龙，限量购买，所以说买菜要化去我们更多的宝贵时光，为了不误八点钟准时上班，天不亮五点多钟就得起床，才能完成前面所说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中午则视情况，单我们俩人时，就在食堂凑合一餐，儿女上小学后，中午要回家吃饭，则必须早上做好，中午回来，赶紧开炉门热饭菜，真与战斗一般紧张。 按照人们一般的想法，晚上似乎要轻松一点，但仍然是忙得不可开交， 下班后的首要任务是去接儿女，从不让他[她]们自己回，因为要过几次马路，不放心。夏日的晚上则最忙，因为我们的住房，是在四楼顶层的西北角，既当西晒，又烤顶盖，打开房门，室内温度都在四十度以上，那时既无风扇，更无空调，开门通风，然后从公共厨房自家的水缸中，提几桶水上平台去泼洒我们的房顶，起到双向降温后，才能勉强进房，然后就是扛竹床，搬长凳，上平台去占领晚上纳凉及睡觉的地盘，然后再来开炉门引火做饭，吃罢饭再烧水，先为儿女，再为自己洗澡，洗衣裳，那时还没有洗衣机，全靠搓板来邦忙，把这一切安顿完，时钟已过八点强，这才把忱头、凉席、床单等夜间用品往楼顶搬，这才能坐下歇口气，要是俩人都在还好办，而实际上我到仪器工作九年，每周基本上有一次值晚班，而老伴则三天两头要加夜班，那么多的家务事落在一人头上，那真是忙得不可开交，若是摊上一人出差，少在三五天多则上十天，留在家里的人则真是累得够呛。

    此外，还有一件事，令我俩是既辛苦，又劳累，还紧张，那就是从70年到84年的用水问题，那时我们住的是"72家房客"电影中似的住房，中间是一个天井，四周住四、五户人家，这四、五人家共用一间厨房，一根普通的水管，从一楼厨房直通至四楼，二十多户人家共用这一根四个龙头的水管，那时用水没有什么独表、分表，计价交费是按人头摊，你没看一楼二楼用水那个费，洗斤白菜恐怕用水半立方，大开龙头一片一片冲，一家一家接着这么干，陪着多出水费且莫说，可苦了我们四楼的住户闹水荒，一年365天超过半数的日子白天没水用，好的情况等到晚上七、八点，不好的情况要深夜十二点以后才来水，於是四楼住户每家淮备一大水缸，把个公用厨房塞得满当当，更苦的是晚上接水，七、八点钟来水，倒只增加一点白天忙，若是十二点以后来水，只好先去睡觉，到时再起来接水，有行时十二点起来还没水，只好又去睡，再等1一2小时起来去接水，有时碰上邻居先在接，只好等人家接完你再来，晚上水压也不大，接一缸水少说十几分，多则半小时以上，还可能睡过了头，第二天早上醒来已是五、六点，接水就像撒尿一样慢，稍后更无水可接，只好下一、二楼去提几桶水解决全天的用水。

    晚上接水这是我的专职任务，因为妻子有一中间醒后再也难入睡的毛病，为照雇她，也只好我全部承担，就是能入睡，前前后后也要耽搁一个钟头时光。晚上起来接水，还要特别注乙，不能开灯，不能使用闹钟，否则闹得全家都睡不成，你们说这十三年就为接水一事，算不算得上辛苦、劳累、又紧张。 还有，儿子三岁前的三次住院，对肉体上的劳累尚能承担，而对思想的压力，和精神的打击，那是说不出的痛苦与紧张。

    76年四人邦跨台，特别是78年的改革开放，臭老九的名声有所改观，我又可以发挥我的讲课特长，到处请我讲课，每小时讲课八毛，一块的报酬，我也尽量承担，这可以增加一些经济收入，使家庭生活得到改善，每周十六小时的课，除两节四小时为电大授课是占用上班时间，则其他则全在业余时间进行，讲这么多课单备课讲稿就达2一3寸厚，备课需要时间，所以点滴时间全都用上，则家务事全都压在老伴一人身上，但那时为了那区区三、四十元，她也乐意承担。 整个七十年代就是在这极紧张快节奏中渡过，直到八十年代初，儿女稍大，且因改革开放，国家经济有所改善，可以买到电扇，洗衣机，也开始有了液化气到85年又有了电冰箱，则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家务劳动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