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弹指一挥间，一晃回地方已整整三十八年，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刚回来的头3一4年，身心均难适应，思想不快，精神受压，特别到73、74年，战友告知林彪跨台后，原来重视我的首长，官复原职并问及我的情况，则钩起我的后悔之情，到75年才逐步适应，内心平静，从77年到83年，由于我的讲课经历及83年的出书，反倒引起部队战友对我的羡慕，到了二十一世纪，部队的级别及工资待迂成倍的增长，又使我思想产生波动，对自己申请复员后悔异常，又是我的家庭政委做我的思想工作才恢复平静，管他职位多高，退下来了，与普通百姓没太大两样，钱再多也只能用那些，用不完只是说说好听点，留给儿女，现在儿女都有自己好的事业，也不稀罕，若留在部队，北京的干休所都在远离城区的地方，在那里，无亲又无戚，儿女也不会在身旁，那就是俩老孤孤单单，倍感寂寞，甚至凄凉，现在家乡，有亲有戚，有弟有妹，[过去还有父母，并能亲自为他们送终，这是人生一大福份] 节日可以互相来往，各家喜事，相聚同乐，这是在异乡无法享受的快乐，生了病，也有弟妹来看望，在异乡这些都是奢想，到老年，精神享受，精神愉快，是头一桩，而且这是用钱难买的行当。

    有时，我也相信是命远的安排，此处举两个对比的例子：70年-71年左右，我所在母校[空军第一航院]，从上海和武汉51年参军的战友，两种对自己前途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同时期两种完全不同的待迂，上海的战友，71年申请回上海，当工人享受五级工待迂，而其享受之待迂与部队待迂相差无几，且能回家乡与亲人团聚一起，所以绝大部份上海战友都主动申请回老家，而在校任教的武汉战友，若申请回乡，其待迂则相差甚远，故很少自己申请回来的，当时复员回上海的战友还极令人羡慕，然而进入21世纪，2001年，建校五十周年，几百个各地战友在上海相聚时，那些原来复员回上海的战友其待迂比留在部队的战友，简直是天壤之别，有几倍之差，因为回上海这些战友都被安排在企业，现在这些老企业几乎全跨了，拿不到两千元的养老金，又怎能与部队退休的师职人员比，现在来了个180度大翻过，当初谁又能想到呢，这是不是就是命运的安排。

    此外家庭政委还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比，不能总与那些好于你的比，要与那些差于你的比，或同等情况的比。你就心安理得，有满足感，知足者长乐。的确与那些同期参军，同期复员的战友比，我可真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后期我当了厂长、总工，又万幸转到了事业单位，93年我退休时，退休金都差不多，可几年后我的退休金几乎是他们的300/100，稍后几年才是200/100，只在最近几年行政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金差距太大，才多向企业倾斜，就这样我的退休金仍高出50/100，且我除享受正常医疗保险外，还享受公务员补贴，看病对我已不属什么问题，我到事业单位，分到了我应享受的标准住房，我还通过我所处的单位，通过自己劳动创收购买了新房，而将原分配的住房出租，又可给自己带来新的经济效益，想想这些我真应该知足，应该是快乐幸福的安度晚年。

    最后我还要提及一位战友，就是前面提到的孙柏林，没有他的邦助，就没有我后面条件改善的可能，要想自下而上的要求调动，那是难上加难，甚至是不可能，正是由 于他的邦助，我才能自上而下的下调令， 调到了事业单位，所以在我的博客中，我要对他再说一声谢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