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大寨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

    公社屋顶喇叭里的歌曲突然中断，一个男人沙哑的声音响起：“社员同志们注意啦！为了贯彻落实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省委向各地、县下派了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今天，省委办公厅领导郑维民带领工作队到了我们古城公社，我代表广大贫下中农表示热烈欢迎。”

    这是黄河边上一个普通的村子，公路穿街而过，路边是老百姓低矮的土房，房前屋后的树木由于缺水长得半死不活。公社大院建在山坡上，前一排是办公室，后一排是宿舍和食堂。房子虽然不多，但院子很大，南边菜地长满了荒草。刚才在喇叭里嚷嚷的是公社一位姓韩的副书记，从工作队一到，他就跑前跑后地张罗。和喇叭里热情的气氛相反，古城的街上冷冷清清，少有生气，只有几个拖着鼻涕、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公社门口探头探脑。

    公社大院，一辆大客车“隆隆”轰鸣。十几个工作队员围成一圈，正在听工作队长郑维民主任讲话：“同志们，刚才我们受到了公社领导的热情款待，大家吃饱喝足，马上就要进村开展工作了。”郑主任五十多岁年纪，个子不高，身体微微发福，白胖脸，上身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下身蓝卡几布裤子，脚套一双解放鞋。虽然是一副老干部模样，但慈祥和善的面孔让人感觉没有一点架子。

    “关于我们工作队的任务，来前我们已经学了文件，进行了认真讨论，应该说都比较明确了。”郑主任讲着一口带山西味的普通话，左手捏着一顶旧鸭舌帽，右手比划着，加重语气：“现在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是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大寨经验重要的一条是战天斗地、大干苦干。目前，正是秋收大忙，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切实做到‘三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努力和群众打成一片。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大家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圆满完成省委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郑主任扭头询问身旁的李渭生：“你还有什么意见？”李渭生是机关保卫处的负责人，三十五、六岁年纪，大高个，国字脸，一双小眼上架了副黑边眼镜，大嘴巴，厚嘴唇，脊背微驼。这时他习惯地抬抬眼镜，一本正经地说：“我简单补充一句，农业学大寨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寨这个典型就是七斗八斗斗出来的。我们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时刻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抓纲带目，把学大寨的过程变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过程，进一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李渭生讲得慷慨激昂，工作队员们却显得无精打采。是啊，正午的太阳白花花地晒着，谁有心思听他唱高调。郭永明忍不住嘀咕：“行了，快点宣布安排名单吧。”

    李渭生冲郭永明一瞪眼，鼻子里“哼”了一声，训斥道：“就你着急，急着进村抢媳妇呀？”

    大家“轰”一声笑了。袁芳拽了郭永明一把，斜眼训斥：“没有眼色，自讨没趣！”外号叫“何大炮”的何玉亮逗趣：“你可不敢去抢啊，你去抢小袁非把你的耳朵揪下来不可。”这一下大家更乐了。有人吵吵：“快宣布名单吧。别让大伙儿在这儿干晒着。”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对，快说谁去哪儿吧。”

    “好，好，下面就把分配名单念一下。我们工作队17个人，分成两个工作组，分别进住古城公社的河湾村和上滩村，河湾村由郑主任亲自坐镇，我去上滩，跟郑主任去河湾村的有王先民、何玉亮、李有财、魏慧、郭永明、钱光远、何丽、张淑芳，其余的跟我去上滩。听明白了吗？”

    郭永明一听急了，直着脖子嚷：“老李……老李……”李渭生造反起家，虽是保卫处负责人，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处级干部，但他就喜欢叫他“李处长”，这会儿见郭永明这样喊，脸马上阴沉了下来。

    “噢……李处长，”郭永明急忙改口：“李处长，让我跟你到上滩去吧。”

    “你到上滩干嘛？记住了，你到古城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找媳妇谈对象的，别成天黏黏糊糊，要注意影响。”

    郭永明悻悻地缩回脖子，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一百个不高兴。他和袁芳恋爱一年多了，这次下乡，满心想住到一起有个照应，谁知李渭生却把他俩变成了牛郎织女。

    郭永明一脸沮丧，袁芳也神情忧郁。有人嘻嘻哈哈起哄：

    “可别让小郭得了相思病啊！”

    “小心小郭哭鼻子呀！”

    上滩靠近公路，车可以直接开到村里。河湾则在古城以西八里，行李要靠自己翻山越岭扛过去。看来当地干部对工作组并不怎么欢迎，中午大队人马到达时，只有这个姓韩的副书记出来应酬，郑主任所说的“热情款待”，只不过是一人两碗羊肉面片。

    上滩和河湾就更不象话了，都是大队书记只身一人骑个自行车前来“迎接”。《暴风骤雨》里的肖队长进村时，还坐着四匹马拉的大车。现在倒好，眼看国庆25周年了，省里的工作队来还得自己扛行李，真是有点今不如夕。

    李渭生领着去上滩的工作队员高高兴兴上车了，袁芳从车窗伸出头，可怜巴巴地望着郭永明，郭永明懊恼地差点掉下泪来。刚才他悄悄打听过，河湾到上滩，走近路也有十二、三华里，一个来回差不多需要半天。他和袁芳虽不像牛郎织女隔条天河，但总不如在一个村里见面方便。

    心情郁闷，加上赤日炎炎，人越走越累，肩上的行李重如千斤。当时考虑在乡下要呆四个来月，古城离省城一百五、六十公里，交通不便，所以被褥、皮大衣加上秋冬换洗衣服以及洗漱用品等等都带来了，加起来足有二、三十公斤。大队书记的自行车驮上了郑主任的行李，两个车把上嘀里嘟噜挂了五、六个提包。到河湾的这伙人里，除打字员何丽外，就属郭永明年轻，他无论如何不能跟别人抢那辆自行车，只能一手拎包，一手扛着行李，跟着大家一步一步向前挪。

    出了古城不远就是一条大沟，深二、三十米，沿沟坡开出一条勉强能走一辆马车的小路，大队书记说，这是通往河湾的唯一大道。

    大队书记姓冶，叫冶占祥，四十来岁年纪，中等个子，黑黝黝的面孔，上身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下穿黑布裤子，光脚蹬一双黑布鞋，两眼不大但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个精明能干的角色。这时他推着满载的车子，略带欠疚地说：“正是农忙，社员们都下地了，公社的通知晌午才到，没来得及叫人。嗨，你看这事弄得，真对不住了。”

    郑主任一手拎包，一手帮何丽提着牙具网兜，声音爽朗地笑道：“这有什么，当年行军打仗，一天走一、二百里，行李、武器不都得自己背着。”

    大家气喘吁吁地爬上沟坡，眼前是漫无际涯的黄土，纵横绵延的沟壑，第一印象就是个荒凉的穷地方。顺着山路往前，又翻过一个山梁，张淑芳首先吃不消了，把肩上的行李一扔，大口喘着气嚷嚷：“太热了，受不了，我得歇一会儿。”

    郭永明、何丽、王先民也纷纷叫唤：“歇会儿吧，歇一会儿再走。”

    冶支书看看这伙人的狼狈相，有些同情地建议：“要不，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回村给咱找辆车。”

    “算了，算了，统共七、八里地，抬脚到了。”郑主任头上沁着汗珠，脸色通红，伸手扒下褂子，只穿一件衬衣，用手里的鸭舌帽扇着风，依然兴致勃勃。

    目前正值秋收季节，坡上的地大块一两亩，小块不到半分田，小麦、青稞、豆子稀稀拉拉，高不过膝。远处，几群人正在挥镰收割，几辆驴车、马车装着收获后的麦捆驶向麦场。

    冶支书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