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9日晚，我在自己的寝室里记日记，作为一个靠听广播，听文件了解世界的普通人，真心希望国泰民安，凡事能平和了结。刚刚在日记中涂鸦了数百字，还未记完，办公室来电话了，说“红太阳”要找我谈话，叫我去场部招待所。没办法，撂下手头活儿，整装前去。

    在招待所的一间单人间里，“红太阳”已等在哪里，秘书倒好茶后，出去时带上了门，室内便只剩下二个人了。说实在，这几天也陪过应副厅长，但二个人单独谈话还是第一次，好在我这个人“没大没小”惯了，也不觉怎么紧张。我们是边聊边看电视，电视的内容是那阵子绝大多数人都在关注的事，只是这天的内容更显注目。聊的内容是二块，一是工作情况，二是对班子其他成员的评价。这些谈得很快，不一会就聊完了。估计应副厅长已经找其他领导谈过了，当晚没了其他安排。我想，此时该谈谈自己的私事了。于是，我试探性地问了句：“厅长，我想谈谈个人的事。”

    “好啊！谈吧，什么事？”应副厅长爽快地应诺。

    我加问了句：“按五十年代的标准谈，还是按八十年代的标准谈？”

    “二个标准有什么不同？”应副厅长或许有点好奇，或许有点调侃地反问。

    “按五十年代标准，服从组织安排，免提个人要求；八十年代标准，实事求是，可以提出个人要求。”我自说自话地作了解释。

    他听了笑道：“现在是八十年代了，应按八十年代的标准。”

    于是，我提出要求调回老家工作的请求，以及三条理由：现在调回去，对工作有利，我主持负责的工作尾巴少，可以说没有，干干净净来，干干净净走，不会给后任留难题；对我家庭好，孩子小，一家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我不赞同将妻子调这边，主要是孩子的培养环境二地差距太大；对我本人也好，现在还年轻，一切都可以从新开始。反正都是做革命工作，要求调回去是我的心愿，希望能考虑。

    一番沟通后，应副厅长确认了我的真实想法。

    “组织上没办法给你安排。”应副厅长指的是副处级这一职务，组织上难安排。

    “能上能下，我们这一代都不能做到的话，还等那代。”我的血性，或者说政治上的幼稚，使我说出了“超现实”的话。

    最后，应副厅长说了句，可以理解，但组织上没有同意之前，你要安心工作。我表示：一定会的。

    自此，我决意要离开南湖的信息不再“糊涂”，人们反而对我亲起来了。

    这最后一年，我因病在杭州住了二个月的院，在奉化休息时，接到了省局一位南湖人的电话，说“红太阳”在局党委会结束前说了句“南湖的小吕，一定要走的话，就不要拦他了”。于是，我通过老家的相关人员，联系了商调单位（奉化法院），无职务要求，工资按同期大学毕业生。等奉化方走完相关批准手续，明确可以商调意向后，我即刻赶到了局里。当时我的书面请调报告都没写过，我说给我一张纸现写就是了。

    张主任拿着现制的请调报告，对我说：“局里要研究。”

    我赶紧向秘书使眼神。他半清楚半含糊地说“红太阳”今天在。最后，秘书拿了报告，送到九楼去批了（那时司法厅与劳改局都在湖光饭店办公）。当天，我拿到了商调表。

    1990年6月6日，我带着十八个“龙箱”（茶厂的纸箱，内装书籍衣被），和前来接我的妻女，坐着场里派的伏尔加和皮卡车，离开了浙江省南湖劳动管教支队。

    我脱下了头上的“帽子”，以降五级职务，五档工资（二档是上浮的公安工资）的代价，终于如愿地在妻子为户主的户籍本中加上了我的名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