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踌躇不决、取舍两难的时候，一件突然发生的事却使她抛开了顾忌。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神志恍惚、疯疯癫癫的校长在一天上午突然醒来。他躺在床上，睁开眼睛，用一种久违了的正常人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的环境——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被盖，穿着白底蓝条纹病服的病友以及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忙忙碌碌的护士——惊奇地问：“这是怎么的？我这是在哪儿？”

    志明正在他床旁。她说：“爸，您这是在医院里。”

    “我在医院里？”校长喃喃地说，他不相信。他一下子坐起来问：“我，我，我，我怎么了？为何会在医院里？”

    志明用手指了一下他的脑袋说：“爸，您病了，这儿有问题，正在广州精神病院治疗。”

    一听说“精神病院”，又听说自己脑子有毛病，校长就更不相信了。他说：“不会吧，女儿，我堂堂一位池和县县中学校长，正在竞争下任副县长，头脑清醒，思维健全，怎么会进精神病院呢？”

    见他还在痴心妄想，志明不由得哭了，说：“爸，那些都是往事了，现在你是在和病魔竞争……我也但愿这不是事实。”

    这时，一位男护士推着治疗车过来为校长打针来了，他揭开他的被盖，解开他的裤子，又先后用碘酒、酒精在他臀部一侧的外上方消了毒……

    一针下去，校长似乎被打醒了。他望了望这象监牢似的病房，又望了望窗外晴朗的天空和自由飞翔的小鸟悲哀地叫道：“天啊，我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志明说：“都是那可恶的女人给害的！”

    校长沉默了。他回忆了一会儿往事后问女儿：“那女人呢，她现在在哪儿？在做什么？”

    “她现在可好哩。那个害人精！”志明愤愤地说，“她做了坏事不仅没受到一点惩罚不说反而还过得挺自在、挺舒服的哩。”

    “是吗？”

    “是的。”

    接着，志明就举例说她是如何还住着她家的房子，睡着她家的床，用着她家的家具，在她家的花园里散步，又如何将她家的花草拿去卖了变成钱来养活她自己。

    “爸，是您将她从一个下贱的农村女人变成了一个高贵的城里人，您将她养肥了，变富了，现在她衣食有余，还假仁假义地给您汇了几百元钱来哩。”

    一听这些，校长就不得了了，他咬牙切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样子好象恨不得马上就要跳下床，回池和去找珍珍算帐似的。志明好说歹说才将他劝住了。

    校长盛怒未息地说：“那个可恶的女人，她葬送了我的前途，把我害得身败名裂不说居然还要来喝我的汗，吸我的血，我再也不能容忍了！”

    “是不能容忍。我们得商量个办法来整治她才是。”

    于是，父女俩就商量了起来。

    这样，珍珍就收到了志明的一封信。

    罪人：

    你给我听好：遵从父命，我要你立即停止动用彭家住宅的一财一物，一花一草。我们的房屋要卖。在我回来处理家产之前，作为使用我家住宅的代价，你必须为我们看管好一切财物，以待我回来清点和验收。我将择日回来；到时候，住宅就将属于他人，你那寄生虫似的生活也将结束。

    “他们终于要下手整治我了，”读完信，珍珍害怕得发抖地想，“不仅要断绝我的生路，而且还要将我赶出家门。今后，我将去哪儿落脚和安生呢？”

    她觉得前景看忧，并深感孤单和无助。

    人在这种这时候最渴望得到同情和支持；她不由得想起了文博，想起了他对她的热情和真诚，关心与帮助，同时也为自己对他的冷漠、猜疑与拒绝感到后悔。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对他那样冷酷无情，使他感到难堪、失望和伤心呢？”她想，“要知道，我在用良心量度自己行为的时候，校长却对我挥动起了惩罚的拳头。

    “难道我就这样坐等着让他们来收拾我吗？不，我必须寻找生机，寻求出路。

    “现实不允许我再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我必须抓住这次机会。我豁出去了，无论他是个什人，也不管今后怎样。”

    主意一定，她就去栅栏门上挂了一条手绢。

    接下去就是等待。这一天余后的时间里，她都注意着栅栏门和草地那边，看他是不是来了，可直到天黑也不见人。这一夜也是漫长而难熬的，她特意亮着灯，坐在床上等了整整一夜，时而倾听外面是否有人来了，时而又起床去看手绢是不是已被他取走了。然而，直到天亮却什么也没发生。

    她想他第二天可能会来，便几乎一天都在园子里，并在栅栏门上又加挂了一条手绢，还多次到通往城里的那条路上去探望，可也没见他出现。这晚，她索性将栅栏门大大打开，以便他进来时能畅通无阻。然而，除了夜风将两扇门吹得“哐当哐当”响以外就什么也没发生。

    她继续等下去，并不时问自己：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现在，她才体会到了他对她的爱是多么的重要和珍贵。她真希望他再来，并且马上就出现在她眼前。但是，在遭到了这么多次拒绝之后，他的感想现在又会是如何呢？她坚持等着，时间慢得真象是度日如年。她担心他会偷偷来将那几株兰草拿走，又将它们搬回到了后院的草棚里。第四天，她再也等不下去了，就去县电视台找他。但电视台的人却说他已经在几天前回省城去了。

    这个消息对她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她满腹失望地回到家里想：这下，一切都完了！他一定是被我气走了。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啊？为什么？她后悔、后悔自己顾虑太多，无端猜疑；也后悔自己自卑心太重，胆子太小，不敢大胆去爱一个人；更后悔自己没能把握住这难得的良机。她想去省城找他，但又觉得过于冒昧和唐突，况且，她只知道他是在省电视台，既不知道他的住址，又没有他的电话号码。

    现在，能将她与他联系起来的就只有那几株兰草了，她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那上面。她将它们从后院搬到客厅里，随时坐在旁边，像个守护神似的守着。静待中，她觉得他不会就这样永远走了，他还会再回来，一定会再回来！于是，她将所有的手绢都拿去挂在了栅栏门上。

    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也过去了，栅栏上的手绢被风吹落又拣起来挂上，挂上又吹落，又挂上，他还是没有回来。希望在一点点地丧失，失望在不断地增加。悲观中，她似乎听到了校长女儿回来的脚步声。

    她本来可以有多种选择：回到乡下去，去求人，去流浪或漂泊，甚至还可以去……但她却不。她忍辱负重，出走家庭，抛弃父母和儿子，违背良心，出卖尊严，为的就是要过上舒适惬意、受人尊重的生活，可没想到却事与愿违。她不愿再受校长及其家人的歧视和侮辱，也不愿出去丢人现眼，被人嘲笑。为此，她为自己选择好了后路。

    这天傍晚，她梳洗了一番，将最漂亮的一套衣服拿出来穿上，并将栅栏门、客厅门和自己卧室的门和窗户全都敞开，还放了一把水果刀在枕边。夜幕降临后，她坐在客厅门前的回廊上默默地等待。草地上、树林边、小溪旁依然晃动着情侣们的影子。她羡慕他们，为他们高兴，为他们祝福，同时也为自己悲哀。夜渐渐深了，城里高楼上的报时钟响了十下，情侣们纷纷散去，可还是不见他来。她去到床上继续等待。时间在向她确定的那个时刻逼近。她不时从窗口探出头去向栅栏门那儿张望，但除了一张黑色的夜幕外就什么也看不见。悲绝的眼泪不知不觉地从她眼里流了出来。她想起了自己这一生，想起了所走过的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