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家里，他才发现那张百元大钞是假的，有心回去找那位摊主，又抹不开脸面，还怕人家倒打一耙，说他拿的钱本来就是假的，不回去找心里又实在难受，正在他难以决断时，大姑父给他送菜来了，就把这件事说给他听。大姑父说：“算啦，你人都到家里了，谁还承认啊，要我我也不承认。就你好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自此，大姑父便记住了这件事，时常拿出来讽刺挖苦一番二姑夫。

    二姑夫说：“还不是因为你呀，说好了给我送，却到那个时候才送去。”大姑父说：“给你送没？噢，你自己耐不住性子，还怨我啊！”二姑夫说：“你说给咱大哥弄十斤粉皮子，这都弄了两三年啦，人家连你一个粉皮子毛也没吃嘴里，到处瞎许愿，谁信你呀！”一语未了，我父亲来到了。三姑见到我父亲，禁不住放声大哭。众人又安慰了一回三姑，催大姑父快去找车，大姑父便又骑着我向巧儿借来的自行车出去了。大约二十分钟后，大姑父坐在一辆白色昌河车里回到家里，至于车钱是多少，他只是说了一个模糊的数字，一千多，准确数目，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问他把自行车放哪儿了。他说在店里，晚上文华骑回来。我也就放了心，跟着他们坐上车。

    三姑不听劝说，也坐进了车里，呆呆的望着窗外，所见到的景物，全是模糊的墨绿。不多时，昌河车停便在了她家门口。我把三姑扶下车，搀着她走进家门。三姑的家仍是三间堂屋和两间东屋，有些破旧，房顶上都盖着黑色雨布，想是房子漏雨的缘故。她家也有院墙，只不过是土的，不太高，没有门楼，门口靠墙放着一个木栅栏门，想必是用来堵门口用的。三姑夫和苏珍珍迎出来。三姑夫的左腿有点跛，说话有点结巴。苏珍珍一般的人，胖胖的，挺着大肚子。又说了一会儿话，等一切都安排妥当，我们继续前往出事地点。

    司机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很少说话，聚精会神的开车。越过峰峦重叠的太行山，又走了一天半的时间，我们于第四天的下午赶到了文俊所在的发生事故的煤窑。它位于群山环绕之中，山上的林木葱茏，风过之后，沉闷的声音传来，像是在吟唱一首古老的哀歌。

    煤窑已经被勒令停产整顿，往日的繁忙景象也不复存在了。事故中遇难者的家属大都已经办完这里的事情，带着用生命和悲痛换来的赔偿金返回家园。有一个头发灰白、满脸褶皱、穿着破旧的深蓝色衣服的老妇人，仍在井口边徘徊，走一步喊一声：“儿啊，跟娘回家吧！”她的声音早已沙哑，很难分辨出她来自于哪个地方。两个穿着讲究的四十多岁的男人时刻不离的跟在她的左右，一个苦口婆心的劝她回家去，另一个则恶声恶气的说：“你这个老婆子，领了钱不赶紧回家，在这儿瞎转悠啥！”

    看见我们，其中一个男人走过来，问明情况后，把我们领进不远处的一间白铁皮屋里。这间房子是刚刚搭建的，铁皮在斜阳下闪着耀眼的白光。里面放着一张破旧的课桌和一条长凳子。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中年男人坐在课桌后面的木椅上，脸上闪着油光。他抬起头，面无表情的问：“姓名。”三姑夫上前一步说：“吴能。”他拿起放在桌上的材料纸，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看了一遍说：“死者姓名。”三姑夫说：“噢，吴文俊。”他说：“哪里人。”三姑夫说：“吴庄人。”他说：“关系。”不听回答，又问了一遍。我连忙上前说：“父子关系。”他说：“身份证。”

    三姑夫掏出身份证，交给他。他看看三姑夫，又看看身份证，把身份证号码写在“吴文俊”这三个字的后面，用红色圆珠笔在上面重重的打了一个勾，然后将一张打印好的协议书推到三姑夫面前说：“签字。”我想拿起来看看上面的内容，他啪的一声将一只手压在上面说：“看啥看，再看也是这，都是这样的，签字！”三姑夫哆哆嗦嗦的拿起圆珠笔，在他的指点下，歪歪斜斜的写上自己的名字。他推过来一盒红色印泥说：“手指头印。”三姑夫伸出食指，在印泥盒里摁一下，又在他的指点下摁在自己歪斜的名字上。

    他收回协议书，从身后的屋角处提上来一个用白洋布包着的包裹，上面用黑色墨水写着“吴文俊”三个字，放在桌面上，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用报纸包得整整齐齐的东西，放在包裹的上面说：“查看一下，完了可以走了。”三姑夫先是打开报纸，里面码放着百元大钞。他无声的哭了。他知道，这是儿子的命。儿子年轻的生命，就值这么多。他将它放到一边，动手打开包裹，露出一只小铁盒，旁边放着几盘小鞭炮，仅此而已。他伏在小铁盒上，呜呜的痛哭。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是不到伤心处啊！

    年轻人说：“别哭了，还是赶紧回家处理后事吧，人死为大，入土为安哪！谁也不想这样啊，可他偏偏就这样了，没办法啊！”我们原以为要用到的嘴皮子、法律知识、点子都还没有发挥一点作用，便又一路放着他们准备好的鞭炮，默默呼唤着吴文俊的魂灵，急急忙忙的星夜往家赶。再次穿越太行山时，我看见一辆客车翻下山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