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非典席卷全国，大概在4月份左右，军校的全体官兵就在宣传口号中行动起来，万众一心抗击非典。

    在4月中旬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请假外出，只不过获批的每一张请假条上都附上了教导员的一句话：回来后立即洗手30秒。到了4月末形势就开始严峻起来，队长明确表态所有队员严禁请假外出，五一假期在军校度过。当时我们每天都在收看新闻联播里关于非典的最新报道，当我得知外面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情况后，第一次感觉来到军校非常幸运，它让我有十足的安全感。倔强的陈敏在4月28号那天还心存侥幸，寄希望于形势在两天之内好起来，她可以按照原计划享受五一假期。电话中妈妈给她理智地分析：“你还回来干什么呀？现在到处人心惶惶。凡外地回来的都要送进医院观察十来天，你这还没观察完就得被送回去了，回来有意思吗？”陈敏哭丧着脸说：“至于吗？”

    为了安定人心，丰富假期生活，队领导在五一前一天给每个宿舍发了两副扑克牌，据说还要开展打牌，下棋，乒乓球等比赛。我记得那个五一我们打了7天的扑克，不知有多少同学学会了“斗地主”和“八十分”呢！

    接下来，我听说有些地方可能在瞒报非典病例，外面的情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差，南京所有的高校几乎都控制人员出入了。那段时间军校邮局里的包裹堆积如山，几个星期不能出去的我们突然物资紧缺起来，几乎每个人都打电话回家向父母要东西。来自温州的董琳最具商业头脑，她要家里寄来了40个标准口罩，她就在队里做起了卖口罩的生意。可惜刚卖掉5个口罩就被队长叫停，并责令她写检查。董琳死不甘心，每天不分昼夜喋喋不休地在宿舍中宣传她口罩的好处。

    “标准口罩，预防非典，十元一副啊！现在物资紧缺，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数量有限！”她像唐僧一样在宿舍中叫嚣了三天。

    为了拯救她也为了让自己脱离苦海，大家痛下决心买了她11副口罩。董琳那天夜里睡得特别塌实，半夜还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我们猜她本钱是真的赚上来了。董琳自己也戴了一副口罩，其它的23副直至毕业也没能推销出去。

    据说，那一阵外面有很多人都在发国难财。妈妈在电话中说我们小镇上人人都在抢购绿豆，三更半夜姑妈还敲响了我家的门，端着一大碗绿豆汤要他们喝下，说是能防非典。还有的地方鞭炮价格飞涨，家家户户说是要用放鞭炮的方式来辟邪。最可笑的是某地方的加碘盐被抢购一空，说是非典的病因是因为缺碘。

    那时候，也不知是谁妖言惑众，说军校里唯一的小超市因货源不足即将关闭，大家听到消息后蜂拥而上，小超市里人满为患，货架在几分钟内就空了。有人抢了十几包方便面，有人拿了五六块肥皂，还有的人连减肥药品也买走了，大家那着自己需要不需要的商品抱回队里贮藏起来。我发现那天店主忙里忙外喜形于色，十几天后我们发现这果然是个阴谋，那个小超市货源不断，从未关闭过一天。

    五一过后，军校里的广播也开始活跃起来，每天播放的斗志昂扬的宣传口号让我感觉像是生活在抗战时代。队领导忙地不可开交，除了每天早晨要带领大家跑步，还要为我们消毒，督促大家量体温。有一天，赵雅茹只不过量了37。1度就被队长叫进办公室，解释了半小时才得以出来。

    当天气渐渐热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跑步路线也越来越长，说是要抗击非典增强体质。许多女生气喘吁吁支撑不住。陈敏每次跑到一半时就假装系鞋带溜出了队伍。我那段时间胃痛，脚上还起了水泡，每次跑完步痛苦不堪。于是，我打假条请求不参加晨跑，队长坚决不同意，他说每天都有几十个女生跟在他屁股后面请假，这样下去哪能得了。

    那时候，蚊子已经出洞，我们理所当然挂起了蚊帐。可是军校的规定却让人莫名其妙，晚上挂上的蚊帐早上必须拆掉，保持宿舍的整齐和美观。队里一下怨声四起，大家都说在如此混乱的情形下还怎么准备期末考试。

    我那天早晨跑完步后脚痛地厉害，吃完食堂的肉包更是一肚子火。就连那个食堂也跟我们过不去，自从大力晨跑以来它源源不断地供应肉包，其它的菜包馒头则少得可怜，买到馒头的人像抢到小元宝一样欣喜若狂。其实，跑完步大汗淋漓的我们根本吃不下油腻腻的肉包。

    带着所有的委屈和不满，具有潜在叛逆性格的我在那一天早晨冲进队长办公室。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真成了为民请命的记者，毫不怯弱地向队长连发三问：

    “男女生体质不同，为什么同样要跑2000米？”

    “你不能保证没有蚊子，为什么强行要我们拆下蚊帐？”

    “那食堂为什么总卖肉包不见馒头，难道他们是杀猪的吗？”

    我讲话时气势汹汹，眼泪却早已夺眶而出，我看到队长匆匆忙忙关起了窗户。

    那天，一向默默无语的我义愤填膺，而一向善于辞令的队长却心平气和。

    “林溪你知道吗？有些事情我也是身不由己。军队里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队长用平静的语气对我说。

    “可我们并不是军人，我们只是普通的大学生。”我哽咽地争辩道。

    那天队长并没有生气也没有批评我，他让我回宿舍继续整理内务——拆蚊帐叠被子。当我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像个悲壮的英雄，可仅仅几个小时以后，我就开始惴惴不安了----队长明天会用什么招对付我呢？

    一连过了三天都风平浪静，直到第四天的晚上队长终于传话让我过去了。我走出宿舍的时候向11位舍友用力挥挥手，她们异口同声地念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我等待的一切都没有发生，队长的第一句话就出乎我意料。

    “你最近吃到馒头了吗？”一向严厉的队长竟关切的问我。

    “吃--吃到了。”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接着，队长给我拿出了一分文件，说那是一份新的通知。经过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请示，领导决定将女生的跑步路线缩为1000米，蚊帐也可以统一挂上，不必再拆。

    “至于吃不到馒头嘛----”队长故作严肃地说，“我已经和负责人沟通过了，他们会处理好馒头和肉包不平衡的问题。你满意了吗？”

    我点点头，发现队长也并不是一个不可亲近的人。

    “其实，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有许多，单纯地对抗不是办法，我们应当通过合理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当你改变不了它的时候，也得学会适应它。”队长语重心长地说。

    从那时开始，我就对队长佩服地五体投地，我发现做事光明磊落，说话直来直去的队长比起诡计多端，深不可测的教导员更值得信任。而且，我们后来发现队长简单地可爱。

    在6月份，由于军校生活接近尾声，许多同学都用叛逆的行为来表达喜悦之情，什么早晨不叠被子，午休时跳绳子这些事将队长气得暴跳如雷，他尤其不能忍受那几个北京上海女孩高傲自满，不以为然的态度。所以，怒气未消的他在那天晚上警告全体队员时说了这么句话：“北京的上海的有什么了不起，我还去过香港呢！”

    这句话在以后的三年中被我们乐此不疲地模仿过无数次，成为队长流传下来的经典名言。

    期末考试之前，我们女生在楼上复习功课，楼下的男生却忙里偷闲，打开电视机看篮球比赛，一阵阵欢呼雀跃声吵地人心烦意乱。陈敏摔下书直冲队长办公室，“队长，你能不能让男生别叫啊？我们要复习考试！”队长果然在一分钟内平息了嘈杂声。搞笑的是正当我们惊叹队长办事效率之高时，不远处居然又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