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元旦，母亲就开始给孩子们准备下乡的被褥。担心农村太冷，特意给两个孩子缝了两床厚被。

    一月中旬，学校开过毕业典礼，紧接着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在一阵热闹的锣鼓声中，几辆卡车，载着一些年龄十六七岁的青年人，驶出了城区，在送行母亲的泪水中，消失在通往乡下的公路上。昌喜兄弟到三十堡公社插队去了。

    春节到了，知青们放假回家。一进家门，母亲吃了一惊。只几天的功夫，老大昌喜人就瘦了一圈，昌乐稍好一些，除了面色变黑了，人倒没怎么变样儿。

    “我哥要入党呢，”看见母亲一脸的惊愕，昌乐幸灾乐祸地笑嘻嘻说，“贫下中农都夸我哥会干活儿，是个好苗子；我却不行，偷懒耍滑，长了一身蠢肉。”

    的确，一到青年点，昌乐就发挥了好交结的天性，很快和一些无良之徒搅到了一块儿，经常夜里外出，偷袭村民的鸡窝，有时连村民家的狗也不放过，勒死后，带回青年点烀狗肉吃。白天干活儿，便使出磨“洋工”的本事，见有老乡掏出烟荷包，就厚着脸皮凑过去，要上一张烟纸和一小撮烟末，放到纸上卷半天，点燃后装模作样，手撑着锨把，站着小口吸半天。一上午吸两三次烟，再装模作样慢腾腾撮几锨土，时间差不多就打发掉了；哥哥昌喜却不行，干起活儿来实打实的，只几天功夫，手上就磨出几个泡。

    春节假期只几天就过去了，该返回农村了，母亲怕他们吃苦，临行时做了些好吃的，让他们带上。昌喜说，“妈，别做了，我们在那边吃食堂，你做的东西，拿去了，就成了食堂里共有的，我们也吃不了几口，倒把家里弄得怪紧张的。”

    老二昌乐听了，赶紧插话说，“别介，别人吃你的，你也吃别人的呀，要不，空口白牙的只吃人家的，多不地道呀。妈，你少做点儿，我带着。”

    母亲不忍心让孩子们空手回去，听了昌乐的话，做了些好吃的，让昌乐带着。

    时间过得挺快，转眼一年将过。孩子们又到了春节放假的时间，昌乐背了一麻袋花生回来，进屋就骂，“真他妈的不是东西，你别看农村人老实巴交的像似挺本分，心也毒着哪，一年出力种的庄稼，到了秋天，都给偷回自己家了，连累我们也跟着受穷，人家看得紧的生产队，一个工都七八毛钱；我们可倒好，一人工值，不但不赚钱，反倒欠生产队一毛七分钱。”

    家里原本也不指望孩子们到乡下赚钱，大人听了也不在意。“这不挺好吗。”母亲笑着说，“还分给你一袋花生呢。”

    “什么呀，”昌喜气不过，愤愤地说，“他们几个要好的，晚上到生产队仓库，偷了生产队的花生种。”

    “什么？”母亲吓了一跳，斥责昌乐，“你怎么能干这种事？这可是犯法的事呀。”

    “犯啥法呀，”昌乐不以为然地说着，“社员们都偷，又不光是我们几个。”

    “把花生种偷光了，明年种什么？”父亲站在一边说。

    “种什么？”昌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春天里到外地买呀。要不，怎么会欠下债来，干一天活儿，反倒欠他们一毛七分钱呢。”

    “那像你哥这样，本本分分的人，岂不吃了大亏？”母亲替老大昌喜抱不平。

    “那有什么办法？谁让他要入党呢，反正那里的人都这样儿，撑死胆大的，饿死脸小的。有的人家粮食偷得太多，吃不了，还可拿出去卖呢，细算一下，也不比别处的人家穷。”

    母亲又替孩子们忧心起来，觉着昌乐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长事；可要留他在家里，一来违反了政策，二来又怕他和街上恶少混到一块儿。想想到了乡下，充其量只做些偷鸡摸狗的恶行，往往罪不当罚，这也比留在城里捅出乱子要强得多，想来想去，一狠心，又将昌乐撵到乡下去。

    上了秋，国家颁布了新的政策，各大学要招收工农学员了，说是要在工厂、农村、军队里，选拔一批根红苗正的青年，送他们到大学里学习。

    十一放假，昌乐跑回家里。吃饭时，母亲试着把这事提了出来，想探听一下儿子有没有上大学的能可能。昌乐听了，停下筷子，望着母亲，断然答道，“一点门儿都没有。”

    “为什么？”母亲不解地问，“不是说，要经过贫下中农推选吗？像你哥那样表现好的知青，贫下中农会不推荐？”

    “妈是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呢，”昌乐说，“像我哥那样，不惹事生非，天天只是闷头干活儿，勉强能入个党，已经是组织上抬举他了，要上大学？边儿都不沾。报纸上说的话，你也信？贫下中农推选？谁是贫下中农？大队干部就是贫下中农，他让谁去，谁就能去。我们知青点里，背地里给大队干部送礼的，哪是一两个？还有些长相好看的女知青，甘心青春奉献，你想，大学得招多少人，才能轮到我哥头上？”

    “臭嘴！”母亲听昌乐说出难听的，脸上有些发热，呵斥昌乐，“你自己不上进，还说些下流的话。”

    “妈还不信呢，”昌乐也觉得刚才的话，说得太唐突，脸上也有些不自在，见母亲不信，胀红着脸强辩道，“公社知青办的刘主任，差不多天天晚上到青年点找漂亮的女知青出去谈心，在知青中都传疯了，我们都背地里叫他夜谈主任。你想，他每天晚上找女知青出去谈话，能谈出个啥名堂？到了招工招生的时候，他还会想到像我哥这样本本分分的人？”

    恒安在一边听着，并不作声，只在心里生闷气。知青在农村的恶劣环境，他也早有耳闻，不过自己只是两个儿子在乡下，也并不担心，刚才听昌乐和他妈争论，便有些动心，想帮儿子们一把。

    过了十一假期，昌乐要回乡下，临走时，恒安在院子里拦住昌乐，嘱咐道，“回去后，告诉你哥，就说过些日子，如果有领导找他谈话，无论提到什么，都别感到惊慌，让他别主动说话，要是领导问得急，就说家长不让多说；要是有人求你们做什么事，只说回去跟家长说一声，其它的都不要讲，记住了吗？”

    昌乐听父亲说这通怪话，一时摸不着头脑，眨巴一会儿眼睛，问父亲，“爸是什么意思？”

    “别多问，你也一样，要是哪个领导找你谈话，也这样应付，懂吗？另外，这些事，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出，最好的朋友也不行，记住了吗？”

    昌乐一头雾水，点点头，好生纳罕地离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