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办公室里被警察带走的，直接被带进了公安局，当即就过了堂，审讯他的那个警察说他投机倒把。

    他争辩了几句，可刚开口就被那警察顶了回去，那个警察根本不让他争辩。

    他不懂，也不明白。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了，要搞活经济，报纸上也说，全国有17个省、市、自治区冶金厅、局、总公司试行了全行业性承包……人家缺钢材，我这里有钢材，而且是超过国家计划生产出来的那点钢材卖给了人家，怎么是投机倒把？

    “吁――该不是又要搞什么运动了吧！”他倒吸一口冷气。

    他是个很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每日都要听听国家新闻，中央搞的运动他一次也没有拉下。

    初中毕业后的那一年，他特地去城里买了台收音机，可村里没有通上电，收音机用不上，他就千方百计搞了台“矿石机”，撑起高高是天线，凭借着微弱的无线电波，听国家发布的新闻。他还是个很有抱负的人，每当中央有新的动向，他都紧跟着，特别是对那些他所认为的“新生事物”。

    1963年，中央在长沙城乡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一年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向了全国。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在城市搞清政府、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和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农村则着重进行清账目、清工分、清财物、清仓库。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被人们称之为“大四清”。面对这一新生事物，他凭着家庭成分是贫农这一优势和当时在当地“最高学历”这一特长，被选派到“大四清”工作队，担任了申浦市宝江县盛月人民公社新生大队查账小组组长。在运动中，他 “扎根串连”，对干部进行“洗手洗澡”、人人过关，对“地”、“富”、“反”、“坏”、“右”分子严格管制、打击，对一些犯有一般错误或被视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社员群众进行批判斗争。正当他踌躇满志，按照上级指示要把“四清”运动推向高潮之际，在一次“阶级斗争”中由于“站错了队”而被开除出了工作队，并对他进行了批判斗争。

    事情发生在1965年6月3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前一天。那一天早上，有一个叫褚来生的青年向工作队报告，说他的近邻褚竹生在村头贩卖芦苇叶。工作队队长立即带着几个民兵赶到村头，将褚竹生捆了起来，送到派出所。

    褚竹生出生富农。他家本可以被评为中农的，可是，他父亲在土改前一个月生痨病死了。土改开始后，按照他家拥有的土地，以3人计算可以评中农，按2人计算应当划为富农。本来嘛，如果褚竹生父亲还活着，就该评中农了，可偏偏他的父亲早死了一个月，少了一个户口，土改工作队依据规定，硬是按2人计算，他家就被划成了富农。那一年，褚竹生刚刚满周岁。

    褚竹生的母亲姓王，村里人都叫他褚王氏。褚王氏一家被戴上富农分子帽子后，由于她待人谦和，一度时间，村民们也没有把她作为富农婆对待。半年后，褚王氏发现自己经常发热咳嗽，一查，得了和她丈夫一样的毛病。那时，好在村民们只知道得了痨病很难治好，不知道肺结核杆菌是要传染的，因此也没有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她。她带着幼小的褚竹生，硬撑着。要不是褚梅生父母经常帮她下下地，她家的地早就荒芜了。人说坐吃山空，她的病总算撑了下来，慢慢地好转了，可家里也穷得一贫如洗。就在褚竹生长身体的当口，中华大地又发生了自然灾害，一连就是3年。3年，她和褚竹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母子俩永远也不会忘记，曾经一个礼拜没有吃过一粒米，天天吃野菜、吃谷慷度日。有一天，褚竹生吃了谷慷拉不出大便，是她用手指一点一点把大便抠出来。母子俩不知道抱头痛哭了多少回。那年的寒冬腊月，野菜挖不到，谷慷又没了，已经断炊的她想再去褚梅生家借一点谷慷，可她知道褚梅生家也快到了断炊的地步，实在开不了口，走到半道又返了回来。正当褚王氏绝望的当口，褚竹生和褚梅生从雪地里抓了两只麻雀回来。褚竹生母亲赶紧拔了麻雀毛，连血带肠烧了一锅麻雀汤，维持了两天。那年，褚竹生才15岁。

    “大四清”运动开始前，虽然讲阶级斗争，但在实际行动中还没有那么认真。抬头不见低头见，贫农、下中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之间也分得不那么清，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除了填写各种表格需要注明出生成分有区别外，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的界限。褚梅生比褚竹生大2岁，两人一直哥弟相称，有什么事，两人互相帮着，也没有人说过什么。

    “大四清”运动开始后，各种成分的人与人之间突然有了明显的界限，同样一件事，贫下中农出生的干了还有回旋余地，要是“地”、“富”、“反”、“坏”、“右”出生的干了就了不得了。

    再说褚竹生，被民兵困送到派出所后，一查，是个富农的后代，二话没说，就说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罪名是“投机倒把”，第二天，就被移送到县公安局。

    紧接着，那个“四清工作队”队长回村紧急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通报了褚竹生被抓的经过，表扬了褚来生。

    褚来生出生地主家庭，说地主，也就是土地多一点。那些地，是褚来生的爷爷和爸爸跑码头赚了钱再从别人手里买来的。跑码头，就是做买卖，按“大四清”的标准，就是“投机倒把”。

    褚来生的爷爷和爸爸待人也很随和，没有我国早期的电影里的地主那么凶狠。家里有长工，长工住他家，吃他家，除了下地，还干些家里的杂活，做好了，年底还会有一个红包奖赏。农忙的时候，褚来生的爷爷和爸爸还会雇佣短工，短工除了佣金外，中午还可以吃上一顿炒肉饭，因此，那些贫苦人家，农忙一到，都主动找上门讨个短工做做。

    褚来生本来叫褚兰生，“大四清”运动开始后，为表示和地主家庭划清界线，才改名叫褚来生的。来生、来生，重来一次人生的意思。这一次，他为了争取立功，进一步表明自己站在贫下中农一边，才揭发了褚竹生。因为褚竹生的出生是富农，“地”、“富”、“反”、“坏”、“右”，属于同一个阶级。

    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上，褚来生感到非常高兴，一是他有幸第一次参加贫下中农的会议，二还受到了工作队队长的表扬，他实实在在地感觉到重新做了一次人生。正当他沾沾自喜之时，那个工作队队长突然话锋一转，接下来的一席话犹如一盆冰水从他的头顶心浇了下来，直透他的脚底心。

    那个工作队队长说：“一个地主老儿的狗崽子揭发了一个富农分子的狗崽子，狗咬狗，咬出了一个‘投机倒把’分子……”

    褚来生浑身一哆嗦：“天哪！狗崽子……狗咬狗……我仍然是个地主老儿的狗崽子哪！”他蜷缩起身子，脑子一片空白，以后会场里发生的一切他什么也不知道，连什么时候散会，贫下中农们什么时候离开会场他也不知道。最后，被人踹了一脚才清醒过来。

    踹他的人是褚梅生。

    “混蛋，你知道褚竹生为什么去卖芦苇叶吗？他妈病得快不行了，想在端午节吃只粽子，他没有钱买糯米，就到30里外河边摘了些芦苇，想换一点钱，买点米，包只粽子给他妈吃，一大早他出门的时候，还特地请我妈为他包粽子。他在村头卖芦苇叶，大庭广众，有多少人看到他在卖，就你逞能……”说完，褚梅生又狠狠地踹了他一脚，转身离去。

    真是隔墙有耳，不知是谁把褚梅生教训褚来生的话报告了工作队队长。

    这还了得，一个工作队查账小组组长竟替一个“投机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