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局的北边是澡堂，名字叫“逸仙堂”。在服装店北边——和“逸仙堂”隔街相对的是一个剧院，名字叫“洪流剧院”，在门市部的东边是一个饭店——这是水涟县最大的饭店，名字叫“客再来饭店”，饭店的东边是一家旅社，名字叫“青春旅社”。

    聂经理先后找来了案发当晚值班的四个人。

    下面是郑峰和四个人的谈话记录。

    案发之后，童子强和蒲森林已经找着四个值班人谈过话。

    郑峰找四个人了解情况，是有考虑的，在“72。3。16”案和“72。3。27”案的规程中，同志们和曹德民、刘茂才、杨树理、夏老师、谢木匠的谈话就有若干次，每次的谈话内容都不尽相同，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和杨树理的数次谈话，杨树理就不可能想起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六号下午遇到赵一儒的事情；如果没有和曹德民的多次接触，曹德民和薛秀兰就不会想到谢迎华。由于谈话的时间，条件和背景不同，当事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前后两份谈话记录，信息可能会全面一些。

    当然，郑峰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个案子有三种可能，一时内部作案，二是外部作案，三是内外勾结，犯罪分子对内部的情况似乎非常熟悉，不能排除内部作案和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性。所以，凡是和案子有关联——包括有可能和案子有关联的人，都要纳入警方的视线和侦察范围。

    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一起价值一万多块钱的失窃案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错，在现在来看，一万多块钱不算什么，也许就是一件高档皮装的价格。在一九七二年——在文革期间，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二十几块钱，一个工人干五十年才能赚到一万多块钱，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万元户”的说法，这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能有一万块钱的存款，就算是有钱人了。

    谈话在聂经理的办公室进行；

    第一个走进办公室的是唐文君，此人22岁，是一个插队知青——一九六六八年，唐文君随父母从南京下方到水涟县，一九七二年初，国家落实政策，让唐文君顶母亲的职分在了县百货公司南门市部当营业员。

    童子强说，此人曾作为“73。12。8”案的重点怀疑对象，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此人性格内向怪癖，他平时和别人的交流很少，在路上遇见别人，都是被人打招呼，他哼一声——或者点一下头，如果别人不跟他打招呼，他就笑笑，擦肩而过。这种怪异的个性使他在大家面前显得晃眼突兀；第二，此人和门市部的同志接触不多，但社会接触面却比较广，平时到门市部来找他的人比较多，大部分是随父母下放到水涟县的插队知青，由于这个原因，唐文君更加引人注目——并被视为另类；第三，唐文君就是大百货柜台的营业员，他对大百货柜台的很多情况都非常了解——尤其是四十八只进口表的情况非常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