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赵昆仑带着肇安找到了在东北齐齐哈尔铁路局担任副局长的王浩，前国民党上校参谋。

    他随同他的上司傅作义将军起义，交出了北平城，建国后，傅将军当上了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他则和许多参谋被安排到东北。

    “肇安你小子运气不赖，”王浩还是大大咧咧，他当着赵昆仑的面说：“刚好有一个段长前不久成了Y派被停职了，你就来当这个段长吧，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哟！”

    让肇安当段长也是电话里早就安排好的，只不过没明确定下来前，赵昆仑并不好告诉肇安。现在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赵昆仑为肇安感到庆幸。而王浩则大声安排局里的几个下属下班后陪自己的兄弟、现在的香港大老板一起喝酒。

    酒桌上，肇安分寸把握得很好。赵昆仑和王浩则明显喝多了。

    酒喝高了的王浩羡慕赵昆仑，当初能到缅甸战场杀鬼子，听说还结了婚，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他就忍不住逼着赵昆仑多喝了几杯。赵昆仑反问他怎么样，王浩长叹一声，告诉赵昆仑，一言难尽。

    从延安回来后，王浩原本是要提拔的，结果却被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给耽误了。说起来还得从他的老上司阎锡山开始。

    早在三十年代，阎锡山就根据儒家中庸之道，将自己多年的从政总结为一套“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的存在，但要追求“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

    其时，他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短短几年之内就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大小厂矿在内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 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其规模大，投资少，速度快，效益高，在国内算得上名列前茅。经济上的成功让他更加坚信自己这套哲学是非常正确的。

    1940年夏，山西政治形势异常复杂。阎锡山运用“中庸哲学”研究其与蒋介石、中共和日本三者间的关系。他认为大敌当前，蒋自身难保、无暇他顾，所以毋须顾虑；而中共和八路军日益强大，山西群众也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甚至会成为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至于日本侵略军则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

    最终，阎锡山产生了玩勾结日本这张牌以对付中共和八路军的念头。而小日本也有诱阎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双方差不多一拍即合。到1941年下半年，经过和日本的实质性接触，阎锡山已处于由抗战初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险境地。

    阎锡山强调“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同时大肆逮捕和杀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从华北抽兵大举侵略东南亚，迫切希望阎锡山投降。阎锡山看见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同时觉得当汉奸将遗臭万年，于是又改变态度，把“中的哲学”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蒋介石怕他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中共为了使他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他就范，停止了对他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他。如此狡兔三窟，阎锡山认为苟安晋西南一隅之地无虞。

    王浩当初就是参与降日谈判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在降日还是抗日的选择上谈判代表之间也有矛盾，王浩最终以义气说服几个军官，采用拖字诀，就是希望再等等看。

    这可得罪了一帮投降派，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去了一趟延安被赤化了、有亲共倾向、是中共的卧底……阎锡山也冲傅作义大光其火，让他把王浩押回去法办。

    结果，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救了王浩。阎锡山庆幸没有和日本人签字画押，此时投降派摇身一变，又各自表功，倒把王浩的功劳给抹杀了。

    王浩也不以为意。但是很快，内战就爆发了，王浩又要面临艰难的选择。

    在抗战中傅作义的部队作风简朴，且与八路军合作较好，故此在国军中有“七路半”的称呼。现在“七路半”要打八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王浩很不情愿。

    这自然就影响到了他的升迁，始终就是个上校参谋，最后他自嘲，这辈子也就只能做个将军梦了。

    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国民党战犯名单，共43人。中共发言人指出，这43名战犯罪大恶极，是国人皆曰可杀者。其中傅作义排31名，阎锡山排32名。

    小小的上校自然上不了名单，即使成了少将，中将恐怕也排不上去，这就是当时王浩的侥幸想法。

    没想到，1949年1月25日，中共领袖再次批示公布了第二批战犯名单。连陈雪屏、胡适这样的文人都上了名单，万一王浩当上中将，可保不齐就不会上名单。

    赵昆仑举杯祝贺王浩没上名单，看来那几年不进步就是最大的进步。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有一个秘书之类戴眼镜的也趁着酒劲附和道，这年头最好也不要追求“进步”——张段长的前任不就是说了几句大实话想把机务段的工作再推进一下嘛！

    一句话，说得几个人都不知说什么好——好在有人过来打圆场向赵昆仑敬酒，这才不谈政治，重新开始了新一轮敬酒。

    那顿酒，让多年以后的赵昆仑记得异常清楚，王浩的几个手下全部被喝趴下了，肇安喝了几杯酒后就走了——刚开始工作，他想多到段上熟悉熟悉情况。赵昆仑和王浩两个人也都喝不动了，十几年前在延安小酒馆的一幕仿佛就在眼前，那会可多好呀，王浩嘟哝着，全世界都有人往延安跑，延安不大却能海纳百川！现在，他奶奶的，王浩突然骂了起来，傅长官做了部长，他的弟弟，一个堂堂的水利工程学留美博士，回国报效，竟然被打成“极右分子”，押解到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强迫劳动，最终饥寒交迫，活活饿死在那里！

    赵昆仑对当时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有所耳闻，但是并不了解详情。现在，包间里就他们两个人还清醒，赵昆仑从王浩嘴里听到了一段令人难以接受的历史。

    反右斗争准确说是反Y派斗争，是从1957年6月开始，由党发动并领导的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资产阶级Y派分子进攻的政治斗争。这年5月，党先发起了一场整风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就各行各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这原本无可厚非。但其中出现了极少数资产阶级Y派分子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为了澄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Y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从此，在全国开展了反Y派斗争。

    对于Y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是必要的。毕竟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意志，也写入了宪法，攻击社会主义也就触犯了法律。但是，由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这就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Y派分子”，人数后来在内部传达是55万人……

    坐火车回南京的时候，赵昆仑还在为反Y派的事情苦恼，任何朝代、任何公司、任何部门不尊重人才都将是可怕的，正确的意见听不进去就会酿成大的事故，造成大的损失，这是要防微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