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王全斌密令一使回营，中途斩一蜀密使，着其服。回营后，此使即矫太子诏，然回，宣“王昭远殆战，应免职。”昭远等皆不疑，乃着庶人服，单骑回京。由是，宋兵胜也。是日，全斌恐计泄而蜀知之，即令此使自刎。使者死，全斌抚其尸，泣不成声，言：“汝乃宋之功臣也，吾定世世祭汝！”即令以王礼厚葬。

    后昭远知此事，大怒，即奏请太子，引兵再战。太子从之。于是两军战于巴州。但未及三合，蜀军即败，死伤甚重。昭远遂回营。但其于五日后再战，又败。昭远三战皆败，损兵已尽，且粮草不济，军心浮动，固于乾德二年岁末令退保剑门。卞州刺史亦弃城逃。

    此时，宋军三战皆胜，士气大旺，固所向披靡，左路数日克二十余州；右路亦应之，旬日而降三十余州。乾德三年正月初三日，二路宋军合于翎州外，并占之。寻扎营于翎州，大赏三军。王全斌曰：“我师已克蜀五十余州，降敌三十余万，蜀亡旦夕矣！”刘光义曰：“是矣。我师虽有大捷，但未亡蜀，仍不可骄，毋使贼反攻也。数日后，可半兵，一路攻剑门，俘王昭远；一路取汉州，直逼成都，迫蜀主降。”诸将皆言可，但左路一参将江铎曰：“翎州，重镇也，若不使人守之，可乎？”全斌曰：“汝言之有理。可守乎？”铎曰：“若无人，则某也。”全斌遂以铎为刺史守之。

    十四日夜，宋左路袭剑门，三时辰即破。全斌诧，自语：“王贼已败退于此，缘何不见大敌战耶？为伏乎？”欲令撤离。此时，忽一使至，报道：“敌主力已丧锐，十日即恐我师来攻，已奔东川。留守之敌乃老弱，固将军破剑门速也。”全斌遂令往东川。

    宋军兼程而行，三日即至东川，于汉坡源遇蜀军。时值大雨，路泥泞甚，马踏泥者，十有八九。全斌甚急，遂与巫祝曰：“请卜，何日为晴？”巫祝卜之，大喜曰：“将军福甚，明日即晴也。”全斌甚喜，遂令骑弃马为步兵，并退二十里，择处扎营，待明日再战。

    明日晨，晴空万里，日照透河可见底。全斌大喜，遂引兵至汉坡源，与蜀军溺战。全斌立于马上，喝道：“狭路相逢也！请贵军自保，三思而行事！”昭远亦立于马上，笑曰：“此战为贵我之后战，贵我可拼死一搏，以决胜负！我胜贵降我，贵胜我降贵！”两军对圆，战了三合，蜀军大败而走。宋军乘胜追之，至忠武坡，参将孙浚俘昭远，蜀余部皆降。东川诸城，皆闻风而降。宋军遂回营。

    回营后，全斌劝昭远降，昭远怒曰：“大丈夫为国而战，胜为英雄，败即死节，安可降贼耶？”执一匕，刺全斌，使其昏厥。醒后，部将皆劝其斩昭远，弗听。全斌又亲往劝之，曰：“夫仁者昌，暴者亡。今天下异已六十余年矣，日夜兼战，民生疲敝，非仁者不可一天下。而汝主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国亦不守，安可得天下焉？”昭远曰：“呜呼！今宋强势不可趋，而蜀渐衰，吾身为人臣未能兴国，惜哉！请宋祭我亡之将，吾欲劝我主降。”全斌颔首。昭远匍匐跪于地，泣曰：“某愿永忠于宋，决不反叛！”全斌即以其为监军。

    且说左路有大捷，右路亦如此，左路降昭远时，右路已克汉州，并围成都。此时，蜀仅有维、壁、连三州及成都府。太子亦已降宋。蜀主孟昶闻此讯，大惊失色，即召文武商议对策。中书令黄衍奏曰：“今敌强我弱，恐不可守，应以自保为上。”昶曰：“降敌否？可怜我蜀，二世即亡矣！朕愧于祖宗也！”言毕，痛哭流涕。即命枢密使马昊草降表，曰：

    降臣昶表拜宋王全斌麾下：臣偏安三十一年，无德无才，内政不修，横征暴敛，有愧蜀之民生。今王师至，臣欲伏地请罪，永为贱奴，以洗罪也。天朝为仁义之国，奉天行道，为万民之幸，亦为臣之幸也。臣比自天朝，实为羞愧不可言哉！善哉！善哉！

    大宋乾德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以正月二十七日，昶率文武，执降表、兵戈、玉玺、地图，出城三十里降。刘光义大喜，亲往迎之，然设宴款待。昶率文武匍匐跪于地，奉玉玺。光义请起，笑曰：“养兵千日，无徒劳乎！今汝已出降，悔乎？思国乎！”昶泣曰：“臣降天朝，如脱虎口，安悔耶？但有思国心也。”光义曰：“汝不为刘禅也！”即令昶下诏，命剩土归降。是日，蜀亡。

    后有诗曰：

    古时有三蜀，二世皆亡乎。

    天意无私曲，蜀朝皆相如。

    纵究昏王业，安可守门户？

    万民无拥者，敌至方痛哭。

    蜀已亡，次日左右宋军即合于成都城下，然入城。二月，宋军押孟昶等班师。太祖赦其罪，欲封之为秦王。文武皆言不可，曰：“孟昶治国无方，横征暴敛，民怨沸腾，今我奉天平之，安可令其为王耶？”“为郡王可否？”“亦不可。陛下不杀之，即为仁也，毋厚待之，应与其臣共废为庶人。”但太祖不忍，下诏封昶为秦国公，加检校太师，居京师，邑万户；宗族为郡公，邑五千户；文武为县公，邑千户。群臣勿再言。灭蜀有功者，亦有封赏。

    却说太祖已平荆湖，并灭蜀，使疆土大拓，宋境北至黄河，南临洞庭，西至藏山，东至海，得七十七州。太祖觉南汉乃荒远之国，且内争不息；唐、吴越等皆弱；北汉庇于辽，而辽和于宋，暂无他图，固外无大患矣，遂转于内政，行乾德改制。

    太祖乃于弱者夺位也，固两朝更迭，未有大乱，旋即稳矣。然太祖之心不稳。初即位，北有辽与北汉之盟，虎视眈眈；南有唐、吴越、南平、湖南、南汉及蜀等，皆偏霸一方。更使其忧者，无外患，而内忧也。此乃骄兵悍将可夺其位也。

    建隆二年一日，太祖问赵普：“唐末以来，数十年帝更八姓，战乱不息，何因耶？欲使国大治，有何策耶？”普对曰：“战乱不息，乃将权重而君权轻，欲使大治，亦无奇策，仅夺权，收兵，控谷……”太祖曰：“卿勿再言，朕已知矣！”

    寻太祖设宴，请将石守信等赴饮。酒过三巡，太祖曰：“无卿等，朕不可为君。可为君难甚，夜不能寝，固不为一节度使也。”

    石守信等皆诧，问：“为何？”

    “帝之位，何人不思耶？”太祖曰。

    “陛下何处此言？”守信大惊，曰：“今天命已定，孰有异耶？”

    “卿等无异，是也。但卿之部安无富贵？如加黄袍与卿等，卿等不受，亦不可哉！”

    守信等匍匐跪于地，曰：“臣等愚，无此深思。陛下，何为好也？”

    太祖曰：“人生促，应欢乐为佳。卿等何不弃权，多置田宅，歌儿舞女，岂不悦哉？如此，则君臣无忌，各自相安，共同富贵，己无忧矣，子孙亦无忧矣。”然宴即罢。

    翌日，石守信等皆称病释权。太祖允之。此谓“杯酒释兵权”。

    乾德三年，太祖平蜀后，为恐相权强，以枢密使掌军机，以制相；并设三司使，掌钱赋，佐户部，以分财权。遂使权皆握帝手。时范质已卒，王溥归里，太祖以赵普为相，以李处耘代中书令。普、处耘皆为布衣，唯唯诺诺，未敢专制。固太祖大权独揽，十余年矣。

    四年，太祖又革军制。为恐割据，遣文代武治之地，然削诸地之军力，制其行政之力，并收财权、司法权。由此，削诸地之独立性，使其服于朝也。

    半载后，太祖废殿前都点检及副都点检，设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司及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司，皆领禁军，互不从属。枢密院掌军政。三衙领禁军，但无发兵权；枢密院虽有发兵权，但无统兵，两者互制，皆听命于君。旋废节度使领支郡之制，遣文充知州、知府，并废刺史。袭科举，但有进。

    乾德五年，太祖下令，诸地之赋留零开支，余皆缴于朝，调至东京。旋遣朝臣至诸地为通判，参各州军政。通判名为佐知州，实为督知州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