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流水在岁月的长河里永不停息地流淌，它迎来飞雪，被寒冷冻住，可生命的源泉仍在坚冰底下运动，坚冰阻挡不了它要奔向海洋的步伐；它迎来春风，坚冰解冰，士地在蕴育，种籽在萌动，飞禽在池中游弋，杨柳在长堤吐絮，桃花在阡陌盛开。啊！人们这才感到：寒冷的后面紧跟着来了春天。

    一九七六年这个非常严寒非常凄惶的春天。

    周哲在这个春天里已满了十八而进入十九了，这个年令对一般人来说还算小，可对入党来说，正是黄金年代。去年秋天，他心血来潮，忘乎所以，在几秒钟内干出了那件粗暴的事，他认为他的入党是完了的，可是还好，由于周思顺被打得遍体鳞伤，东风大队的社员个个义愤填膺，几百人签名向上写了“状子”，周方祥还组织本队的社员，把老人抬到县革委会和县法院门前告状，使得县革委会不得不指示红旗公社去调查处理，红旗公社还真派了一名党办秘书到东风大队走了一趟，可他的调查报告还没写出来，这位秘书就被调查了：他贪污了二万元，被判二十年徒刑。

    这件事几经周折就这样不了了之，加上去年以来全国都在忙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周恩来总理也在这时不早不晚地去世，所以工作队打伤人的这件事犹如一股急流从高山飞流而下，在中途遇到岩石的阻挡，最后变成了一泓清水。不过，这样的工作队在群众中是无法工作下去的，于是他们卷起铺盖溜了。

    当然，我们的姜伟同志连铺盖也没卷，他的铺盖被周方祥扔出门后，村民居然没一个人去动它一下，后来成了周哲家的黑狗的“高级住宅。”

    由了周哲{可以说}在这次搏击中大挫了工作队的威风，他成了东风大队三千人无一不晓的“英雄”，许多人上门来看他，向他伸出大拇指，发出一连串的啧啧声，有几个青年要请他去喝鸡鸭洒，被他大嘘一阵将他们撵走了，因为这几个青年是时迁的门徒，他才不与他们为伍呢。

    他在“政界”的地位好象也没受到冲击，开头一段时间工作队没宣布撤走，柳文武对他十分冷淡，后来工作队走了，番明木在会上批评式地赞扬了周哲一阵，柳文武的脸上才阴转晴。不过，入党的书表送上去后还没消息，其实这原先是姜伟热心发展的两名党员，姜伟走了，这个问题也就成“问题”了。

    夏荣似乎对周哲不太了解，他一向认为是了解周哲的，可这件事使他瞠目结舌，惋惜不巳。当然他不是为周哲惋惜，而是为自己，如果那件事晚发生一段时间多好啊。

    当这个春天到来的时候，周哲、夏荣以及周方祥还有所有的农民们都在辛勤地劳作。经过寒冬之后，他们盼望的春天希望不是乍暖还寒的早春，而应当是鸟语花香，生机盎然的春天。

    春天已悄悄地来了。

    向阳的坡面上已钻出一根根针尖似的小草，杨柳的枝条变得柔软并在轻风中婀娜起舞了，阔叶树孕育着粉黄色的叶苞，冬天所见的凋零、萧瑟的田野开始了复苏，生命的绿色来了。

    这天，周哲奉柳文武之令去布置一个会场，周哲问他什么内容的会，可不知为什么柳文武今天对周哲不耐烦地说：“春季生产动员大会，你就去拾掇拾掇吧。”

    他到学校借了个教室，贴标语，摆桌椅，一切都预备好后，这才陆续来些与会者，他们是生产队长、会计、贫协组长、民兵排长、妇女队长等等，周哲一见到这些人就知道最近不知由谁发明并迅速传播的会技——“见干会”，同时也表明这样的会议内容很重要。

    人们刚刚到齐，会议的首脑们就来了。突然，周哲象被人点了穴道似的站在原地不能动荡，两眼直溜溜地发起呆来：他看到在柳文武等人的簇拥下，姜伟雄纠纠气昂昂地向会场走来。他一点也不知道，姜伟怎么来了？当然还有许多他这个党外的小子不知道的事。

    姜伟进了门，理所当然地坐在主席台上，他也猛然发现楞着发呆的周哲，他的脸上痉挛几下嘴角裂裂，但没说出话来，周哲和他同时想起了去年的那一拳和那一脚。

    如周哲一样，与会的农夫们一个个也呆若木鸡：这个强悍、精明的小伙子怎么在去年那一阵折腾后又来到了他们的上头。直到柳文武说话人们才明白过来。

    “同志们，现在开会。首先请公社党委副书记、路线教育工作队队长姜伟同志给我们作指示。”

    一块石头投向水面，它咕咚一声沉入了水底，人们的心头犹如那片水底一样，在心灵深处接受了它的压力。周哲使劲地擦了擦眼睛，又揉了揉耳朵，在姜伟还没发表“指示”之前悄悄地离开了会场。姜伟要说什么，他可以不必知道，他只要柳文武那几句话就够了。他一出会场就发疯地奔跑到金河渊水杉林里，他紧紧地依靠着树干，身体才得以平衡，他眼望天穹，可枝叶疏离，他窥探不到天空的奥秘，“啊，苍天啦！”他大声地呼喊着。

    每到春天，上层领导界也认识到一年四季在于春的意义，仿佛农民不知道种田，总是频频地向下分派那些从未种田的工作队员，而这些工作队员多数染上了那种极权阶级的官僚恶习，他们在下面完全不顾农民的愿望与权益，他们越俎代疱，我行我素，全权包揽，瞎盲指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姜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带领一班子人杀回东风大队的。

    今年他来到东风大队与去年不同，去年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作队员在人家手下差事，而今年却是这里名正言顺的领导人。与此相适应，他来驻队前对这个大队的领导班子也作了“调整”：番明木，这个有十多年党令和近十年支书历史的“老好人”被他安排到公社家俱厂当了名副厂长，东风大队的大权就交给了年轻的柳文武，支部里也相应作了调整，遗憾的是这些变动没有经过组织程序，也没和本人“打招呼”，更没有民主政体的那些“辞呈、引咎辞职”之说，就在姜伟进队的第一天晚上就宣布了，接着新的领导班子在今天与群众见面。

    不过，团支部的人事还没有“调整”，这并不是他不想调整，而是他思之再三的，因为一个最基层的团支部在上级党委的手中，它的人事变动易如反掌，他根本没必要作那些小家子气的事。

    人是环境的产物。近代和现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这么说。就拿某些社会环境来说，亦即又是人们主观头脑派生出来的，派生出来的这种现象又变成了客观环境。于是乎，人们在这种客观环境里有的能与之抗衡，有的却被这环境所左右。所以，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主义又认为，人不一定是环境的产物，人是可以改变客观环境的{这也正是唯心主义的合理内核}，这句话确实包罗了许多事物的真象。在那种特定环境里，姜伟是一个随之左右还是一个与之抗衡的人呢？这不难知道。不过，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他的脑袋是放在被人派生出来的客现环境的肩膀上的——

    他来到东风大队，每到一处，人们无不敬而远之；如正在吵闹的孩子，只要大人说一声姜书记来了，孩子旋即敛声静气；正在田间捉泥鳅的小孩，只要见到姜伟的影子，田野上顿时飞奔起惊慌的泥丸；就连鸡也在所难免，一群鸡正在稻场边树荫下理毛，咯咯地欢叫，姜伟一到，也使“万鸡齐喑”；几个民办老师放学后想运动运动，找个篮球在操场蹦跳，姜伟见到，指指戳戳说：“这些家伙蹦个么逼，老子说声话就请他们吃不成粉笔灰。”第二天，有个平时喜欢穿小裤脚的老师果真回家啃土块修地球去了；东风大队四五六三个队有个传统的种植习惯，就是在金河渊边的沙地上种花生，姜伟却命令毁掉花生种上棉花，人们忍气吞声地执行了。

    在这专制、强横、沉闷的日子里，有些农夫怀念着说书场上讲的侠客义士，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良，杀富济贫的行为他们非常赞赏。于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