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挤出一点时间，来说说十一队新当家人周方祥。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他却有一定的智慧和素养，他虽能忍辱负重，生性胆小，行为上欠缺果断，但他却能审时度势，老实人往往做出一些滑头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他居然敢在毛主席逝世期间偷偷地将一堆稻谷瓜分，这在一般人是不敢想象的，可他却做得天衣无缝，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用他以后同周哲谈起这事时说的那样，那个时候人们都在惊慌忙乱，姜伟和大队于部都在忙着分析形势，谁会注意他周方祥呢。周哲不得不佩服他那没有文化的脑壳。

    他的智慧和性格的形成，可能还是与周哲有关，那还是十来岁的时候，一直受周哲欺负的方祥同在队屋棉仓里玩，孩子们翻筋斗竖仰桩，玩在兴头上，周哲又准备叫方祥给他当马骑，被思顺大伯一声断喝给制止了，大伯还顺手打了周哲一耳光，把周哲的傲气和霸气给打下去了，同时他鼓励方祥说，为么事你老给他当马骑你就不能反抗。在思顺大伯的怂恿下，方祥决心与周哲在棉仓里摔一跤，周哲也不甘示弱。由于有思顺大伯的一记耳光，周哲的信心和霸气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当与方祥紧抱后只一个回合，可怜的周哲就被方祥抬起一脚给撩倒在地。

    人生有时不太需要什么，性格的形成也不需要旷日持久，周方祥就是这一“撩脚”，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在他当了两年生产队长的今天，他已经变得很成熟了，同时，很长一段时间来，他心中一直在忐忑不安地思考着一件事：这就是他和他领导的生产队社员家里生活为什么总是那样贫困？光阴日子过得没滋没味。力大脑筋活的人也窝在一起，凭着大寨式的工分吃饭，他们大都在队里不吭一声，有力也不往尽使，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都十分工，谁都不肯用心用力，结果到头来大伙一样受穷。象那个“三叔”其实人也还只有四十多点岁，身体也没病没碍，就是没有北方大汉那样健壮魁梧，可他总在方祥面前叫苦，诉说自己力小有病，总要方祥安排他做杂活轻活，可斗平打伙喝起酒来吃起饭来比老母猪还凶。就说他自己——周方祥，家中弟妹一大群，父母也还蛮当旺，可家中过的日子真是说出来就害臊，几个弟妹到现在还是一丝不挂地在村中行走，今年春天小妹桃红害了一个怪病，肚子里的肠子从屁眼里掉下来，足有半尺长，血淋淋的十分吓人，可家中拿不出一分钱为小妹治病，她母亲只好用手给她塞进肚子里去，穷人家的孩子命大，小妹居然没怎么样就好了。

    人心哄地皮，地皮哄肚皮，这话一点不假。方祥思索着再这样下去，这日子将会过得越来越难，为什么大伙儿把自己的自留地种得那么好呢？垅是垅，沟是沟，土坷垃一块块用锄头锄得一样大，自留地的蔬菜更不用说，黄瓜是黄瓜，辣椒青的青红的红，田里没一根杂草，篱笆上猫都找不到一个能钻的洞。为什么不能把队里的水田和白田分一些给大伙，让他们象经营自留地那样种种呢？

    这就是我们的周方祥队长最近一段时间来在思考的一件事。

    他尽管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但他的脑筋并不怎么死板，他知道“四人帮”下台快一年了，尽管姜伟和大队书记柳文武还依然象以前那样把革命的高调叫得很响，可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没以前那样高涨。再说去年分掉的那堆稻谷到现在也

    没人管他个子丑寅卯。

    他把副队长周思义，会计周方茂叫到稻场边，三个人面对面地蹲着，声音轻得彼此都难以听清，决定先把庙台子上的五十六亩白田和庙前的八十三亩水田给分下去，田按人头分，但不要在田里做界子，出工时也尽可能在同一天同一块田里劳动，给外人集体出工的印象，白田每亩交给队上二十元，水田每亩交五十斤稻谷，年终决算时一并缴清，至于队里上缴的公粮水费和大队的各项提留款则由那三百多亩未分的田来承担。

    当晚周家村几十户当家的又一次聚集在周哲家中，由会计周方茂宣布了队委会的决定，大伙同那次私分稻谷一样，没一人反对，散会后大家夜猫子一样地溜回家，当晚在枕头边在老婆的肚皮上也没人透出消息。

    第二天，会计周方茂拿着个弓尺把田给分了。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继续讲到县指挥部当临干的周哲。

    一个生活的强者在任何环境里都能生存，只要他还生活在时空里，只要他还呼吸着万物赖以生存的氧气，无论他是在一帆风顺的江面上泛舟，还是在茫茫苦海里行船；无论是在阳光大道上迅跑，还是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登，他都会完成生命赋予他的最神圣的使命——生活。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是生存吗？生存的意义是什么？是竞争吗？竞争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生活。这样周而复始，从零到零的圆圈式就是人生，而一旦这个圆圈上的链条断了，那情形又会怎样呢？会逼着我们去寻找新的生话吗？

    到现在为止周哲进入县部已一个多月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很快得到了工地临时党委书记、工程指挥长、县水利局副局长〔也就是余敏芳的姑父〕杨伟达的赏识。

    杨伟达，五十三岁，头发花白，刚毅的脸上皱纹刀刻似的，黑黧黧的脸色中两只眼睛很特别，给人一种能洞察一切的感觉，嗓子的音质特好，他在广播中发布命令时能让人感到无法违抗。

    周哲刚来时被分在行政科，具体的工作是清早把各个办公室的开水瓶灌满，把地扫干净，有事就应付，没事就守着。他每天都给杨伟达送去两瓶开水，开头杨伟达看着他把开水放下又看着他出去，不说一句话，后来有了些表示，比如说微笑，甚至还说谢谢。

    一个晚上，行政科开会，科长是个白白胖胖的大个子，长着身憨肉，肚皮高高腆起，走路都受到了限制，头顶是飞机场，两边铁丝网，肉墩墩的脸上嵌着一双小眼睛小嘴巴小鼻子。他是个极懒动的人，一到开会就把人组织起来读一会报，然后慢吞吞地把要说的话说完。这天他把报纸递列了周哲的面前，周哲先是一楞，接着接过了报纸。读报对周哲来说可是他的强项，他的音质、节奏、情感和语调在这里充分显露出来，他那抑扬顿挫，生气动人的语音简直象一副魔爪抓住了听者的心。以往别人读报时，由于音素与音素之间、音节与音节之间处理得不好，总有人在嗡嗡地说话，语音中辅音的构成虽以噪音为基础，但在发音部位带音分不清楚，就会造成严重的噪音，这是听者不能接受的，同时读者干巴巴地将文字排列，也会造成非常不好的效果。而周哲的读法却一扫这些弊端，其效果对听者来说是一种享受。

    杨伟达在走廊里经过，听到了这种声音，止不住地在门口停住，他将头伸进屋子，见是周哲在读，他有点惊奇，身不由己地走进了屋子，有人要向他表示什么，他压了压手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来，他被周哲的声音抓住了。

    事后，凡指挥部开大会，一百多人有些到了有些没到，杨伟达总要周哲念一念报，他开始喜欢这个报念得好的小伙子起来。

    工地上有个广播室，广播室里有台很大功率的多用机，带着十几只遍布工地的大喇叭，这是工地的指挥系统之一，也是音响发源地，管理广播室的是行政科。室内有个中年男广播员，当过民办教师，能即席说一套话，也能写几篇应时文章和一手毛笔字，可就是声音不怎么好，他是县东南人，多少带有家乡话，但他又不愿意完全用家乡话来说，他就搬出一套弊脚的家乡话夹着普通话来说。从语言学上来讲，他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北方话语族江淮方言语支，但受湘语影响很深，比如说“同志们。”他就把它读成“团志们”。每次他一开广播说话，杨伟达又是皱眉又是摇头，有时实在听不了还对他发脾气，命令他用家乡话说，杨伟达把他那种洋不洋土不土的话管叫做“山东的驴子学马叫。”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