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平原炎热的、繁忙的、生命力旺盛的夏天来临了。

    这是一九八0年同整个国家（除港澳台之外）非同寻常的一个夏天，也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夏天。

    荒凉、枯萎、斑驳的大地上呈现出了大片大片的生命绿色，在巨大的绿色中，夹杂着红的绿肥，黄的油菜，这些色彩把整个大地扮美得令人耳目一新，小河的流水从那“潦水尽而寒潭清”的状态变得混浊地流向田间，田间犹如碧波万顷的海面，闪耀着太阳金色的光芒。千树万田，原野阡陌之中，绿意盎然，野花缤纷，燕子用它的那把剪刀，把平原修理得一片生机勃勃，葳葳蕤蕤。自然界和人们的生活都随着夏天的到来而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农业大县江汉县城也一改它冬天和早春的灰暗、杂乱和拥挤，而变得具有了生机和活力。你看，城管大队的一辆农用车整天在街上游动，上面坐着穿深蓝色制服，戴黄袖标的城管员，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见到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的小贩和车辆，一律掀翻在地，然后装上农用车，拉到城管指挥部。通过这种强化管理，大街上己经秩序井然。昔日那种喝醉酒坐在马车上，怀抱着鞭子打瞌睡，信马由缰地在大街上悠闲地赶车的马车夫不见了，也不见了街心十字路口张开两条后腿，低下屁股拉下一大堆黑乎乎牛粪的牛群。尽管还有那种驾驶员不用手而用脚蹬着驾驶的、响着隆隆的机声、吐着黑突突的烟雾的手扶拖拉机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行驶；也还有不按交通规则逆向行驶、象野外放牧的羊群那样乱窜的自行车骑者。但是，县城里己开始向着文明，规范，卫生的城镇迈进了。一切都显得百废待兴，政通人和，神州大地象经历了数劫的人们一样，重新唤发出了生命的活力。街道两边的中国槐和法国梧桐都被修整得很美并翻卷着绿色的波浪；两条不宽的街边花圃里，五颜六色的鲜花正开得耀眼夺目；长江的水位已开始上涨，江水淹没了江心沙丘，再没有沙丘上那随着南风而卷来的黄沙，所以县城的天空也显得湛蓝和碧澄。

    在这些美丽和生机勃勃的日子里，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姜伟正忙得不可开交，有点焦头烂额。

    他是去年从地委党校结业后回到江汉县来的，当然他的回县是一定要升级的哟，这是因为地委农办主任李茂林被升成了行署副专员，他升成县委副书记是理所当然的。他走马上任于一个崭新的时代，受命于一个非常时期——要他和县委完成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在今年把农村的生产责任制在全县铺开，简单地说就是把田地分给农民。尽管这在两年前在他脑海里还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事件，可通过在地委党校两年的学习，他的脑子巳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好啊！我们的党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党叫干啥就干啥嘛，党今天叫你往东，你就不能往西，明天叫你往西，你就不应该往东。也有那些还抱着僵化的，转不过弯来的脑壳的干部们，他们眼见这种铺天盖地，波涛滚滚的大趋势是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住了，只有躲在办公室，用消极工作的态度对待这场改革。甚至连县委书记鲁江华同志也在常委背后叹息：“社会主义就这样容易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过这么多年的较量，终于以社会主义的彻底惨败而告结束。”

    毫无疑问，这场革命是继土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后，中国现代史上的农村所经历的一次巨大变革，不管它今后的功过是非怎样去评价，但是纵观世界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的这种走向富裕，走向成熟的道路都令世界刮目相看，咋咋伸舌。每一个成熟和富得流油的国家和地区，无不是选择了那种具有竞争机制、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为主体的政体，尽管中国这块古老文明和庞大的土地还在选择中较量，但走到这一步己经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县委把全县的干部抽调了一千名，组成了“千人百日”工作队，按照以往常现，工作队应当在吃罢元霄饭后就下到农村，因为春耕生产往往总是从正月十六的才正式开始的。可今年不同往年，这一千名干部经过了近三个月的培训，尽管有让多人在培训期间拍桌打椅，喊街骂娘，有的甚至放声大哭，但最后还是统一了思想，大家一致表示下去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把这场轰轰烈烈的“生产责任制”搞好。

    县委副书记姜伟选择了红旗公社（现在巳改为红旗乡）具体的他还是蹲到了东风大队（东风大队也恢复为文革前的称呼：周家村）并且又住进了夏荣的家。

    来到周家村的第一天，他叫村党支书杜强第一件事就是去把老周家村的队长周方祥叫来。周方祥一进夏荣家的大门，坐在堂屋中央的姜伟完全没有县委副书记的架子，他上前来一把紧紧抓住方祥的手，无比亲热池说：“你是我们县改革开放中的一位最早的好同志，我代表县委感谢你，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老实巴交的方祥被县委副书记的一番话说得如腾云驾雾，他那厚厚的嘴唇嗫嚅了半天，最后才嗡声嗡气地吐出一句话：“我什么也没搞成搞好。”

    “不，你的行动是勇敢的。大胆的。极有远见卓识的。”他转过头去对陪他回村的柳文武说：“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到地委党校去学习，更为重要的是我的思想转变不会这样快，这么彻底，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个人应当要感谢你——方祥同志。”

    那些具体的细节，方祥是一概不知的，他只是随着姜伟等人轻轻地笑了笑。

    当天下午，县委工作队在东风大队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会上姜伟宣布从现在起完全彻底地推行生产责任制。

    第二天，整个东风大队就乱成了一窝捅掉了巢穴的蜂。

    农民们把这场中央称作的“生产责任制”叫做“分田单干”，在这分田单干中，也出现过不少问题：例如好田坏田的分配，撤掉队屋，爪分每一块砖瓦，为生产队的几头牛。柴油机。农机具的分配农民们喊破了嗓子，也有的队社员大打出手，造成了一些很小的伤势；最为严重的是曾一度有比较好的农村工作秩序也完全被打乱，大队干部也不认真理事了，整个基层组织似乎已瘫痪，分田到户后，紧接着是一年一度的抢插早稻，抢收夏粮，播种棉花，大小队干部只顾在自家田里劳动，一些日常的工作都巳停止，甚至曾一度小学里也放了假，老师们原先都在队里拿工分，现在生产队不存在工分了，他们家里也分了田，老师们干脆撂下教鞭，卷起裤腿，下田插秧了，学生们也被家长留在家里喂猪。烧火。放牛。，一家一户的劳动，谁家都感到人手的紧缺。

    尽管这种农村改革开头的局面曾一度使农村工作混乱，并且还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可分田单干给农民带来的实惠确实令农民们感激不己，最大的实惠是农民们搞饱了肚子和获得了自由。而从本质上来看，这场革命也确实是由农民的迫切愿望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才造成中央的政策出台的。纷乱过后紧接着是个丰收年，用姜伟以后对农村的这场革命进行调查时一个老农的话把这场革命加以了具体的形象化的概述——那位老农对姜伟说：“我可惜不晓得邓小平住在哪里，要是晓得的话，我真要抱只老母鸡去送给他吃。”

    在这场轰轰烈烈，沸沸扬扬，不亚于文革和人民公社的运动中，我们的姜伟同志确实表现得非常突出，他在全县乃至整个古城地区也是把把这场改革运动搞得最好的人之一，他的思想转变和工作作风都令县委、地委乃至省委满意和赞赏。

    在周家村分田单干之中，周方祥一家连同他父母一大家共计十口人，分了一头牛，十亩水田和五亩白田。在争争吵吵，抓阄决定好田坏田的分法时，他提出用五亩最好的“米坛子田”换取淤泥垸里那片三十亩湖田。

    淤泥垸距周家村有三里地远，是一片终年难干水的低产冷浸田，也许这片地方是原始的沼泽地上的一个小湖坝，虽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