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根扎沃土

    一切都如此这般了，得给亲人们去个信说说，通通气，以免挂念。原先，我二十来天就要给口里通一封信，至多一个月，非得写封信不可。自打正月里离开姑那儿，已经一个多月了，哪都没去过信。因事情没定下来，没固定地址，也无法去信通气。于是，我先给化工厂的表哥去了信，信中说明了自己的情况。首先向他道歉。并烦他把存放在乌市八中的行李寄过来。表哥接到了信，立即来了回信。信的正文一开头就写道：“阿弥陀佛，谢天谢地！永有啊！可有你的下落了！”

    原来，表哥在芨东车站送我上车后，第二天就给石河子农场的姑们去了信。姑又给老家去信，说我已经坐上车回去了。老家人得知后，就今个等，明个盼的。扳指算算，估莫着该到了呀，可连个人影也没有，咋回事呢？我这成了罗锅摔交——两头不着地了。老家又来信问姑，姑又给化工厂去信，连锁的反应可忙坏我的那些亲人们。表哥呢，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都让他跑了个遍，哪条路上出了事故，撞伤辗死了人，他赶紧趋过去看看，看是不是我。哪道巷子里出了命案，也得趋去瞅瞅。姑呢，更忙了。只要听说哪的河里井里淹死了人，就得跑去光顾光顾。为此，她去过古城玛纳斯。也到过“有鬼”的呼图壁。反正，那段时间，河里的，井里的，路上的倒霉事儿，纷至踏来，都叫我摊上了。时运就像说书里像秦琼买黄骠马的那阵子——背极了

    这头儿按下一葫芦，那头儿又浮起一瓢。再说老家吧，合当有事儿。别有用心的人，趁我开春没给老家去信的当儿，仿我的笔迹写了封信。说我投靠苏修去了。并劳神费心地用我以前写回去的旧信皮封好，放到大队的办公室桌上。队上在大队开会的人看到了，把信带回去，交给了母亲。父母亲都不识字，找人把信念了，父母一听愣怔了，都不在了状态。母亲伤心地哭了起来。父亲赶紧到沟东，找“老七”——算命先儿，掐掐算算，说是娃儿们没事，心情才些微得活了。那时候父母也不懂什么通讯常识，也不注意信皮儿上的邮戳，不辩真伪，就信以为真啦。殊不知新疆这儿的情况，虽说和苏修接壤，但如果没有边境地区通行证，那是连边境地区都去不了的，不要说到边境禁区穿境越界了。再说了，出国都那么好出？就凭着那一封烂信，咋就恁容易叫咱这国人投敌叛国，当那个叛国贼啊？啊呸！没门儿！

    四月到了，队上开始干活了。队上的老王，给他的侄子“罗头儿”落了户，我也顺水推舟，以文彬“内弟”的身份给上了户。这给在三小队冒充亲属落户开了个先例。后来，甘肃的老于给江苏的小王落了户，宁夏的老马给不沾亲的小马落了户，陕西的老袁给不带故李云（人名）落了户，不胜枚举。那时候，落户没有手续，也不要手续。没有条条框框，由黑队长给安排活儿干，红队长打给口粮，有吃有干就行了。王店就读的少年时，我们南路有个“黑红”小集团，到这里，队上有个“黑红”班子。既没有户口本，又没有身份证。唯一的户口凭证就是公社发给的《社员记分手册》，《社员记分手册》里注意事项首先规定：要爱护和妥善保管此证，不得遗失。如有遗失，应立即向社里声明。看看，不就相当于现在的户口本了？后来，为小亚落户，我俩到过十月公社一大队（但那儿改为向阳公社六大队了），我们找过王连喜，可他不在家。我给化工厂的小付去信，作了说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完成了朋友的托付。

    老家收到了我的去信，知道我在新疆落了户，成新疆人了。父母张罗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提亲了。因为我已经二十三、四了，已经涨了提亲的年龄。即便提成，不耽误马上成婚，也算是响应国家晚婚晚育的号召了。那时候，农村的生育观念还比较陈旧，什么多子多福啦，早得子早得力啦等等。一些条件好的人家，男孩过了十七、八，都忙活着张罗，二十岁都能当爹了。中院的老李嫂子说的，哲子哥十八岁就当爹，那一点儿都没假说。为给我提对象，那硬是动用了所有的亲戚，可谓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父亲和操场的欣虎关系不错，俩能拍的来。欣虎有个闺女，也二十出头，父亲看很合适，有意给我提一提，但碍着相好的面子无法启齿。准备先投个口，再找人提。他旁敲侧击，得知人家已经定了亲的口风，才一巴掌拍销，压板不提的。舅舅从曹桥给我提了一个，那闺女是他的学生，从学校毕业就一直在外面跑生意。母亲听说她在郑州做着大生意，就给舅舅商量着说：“咱这笼儿小，装不下人家，再说，那也不是咱家的人。”就婉言谢绝了。门上的邻居也给我提过一个，那姑娘叫“花存”。也没有提成。外婆也不顾她年老体衰，也在为我物色着呢。连那个堰张的“冬阁”，听说有人在给我提亲，知道她没那缘分，就央求我父亲作他的干爹。父亲还没答应，一次在路上碰见了，她张口一个“爹”，闭口一个“爹”地称呼着呢。弄得父亲心花意乱，又拍脑门子又摇头，扬手跺脚，嘴里“嗨嗨”连声：“永有这娃儿，婚迟啊！”

    时光到了七三年的深秋，地里的庄稼活儿干完了。表哥从乌鲁木齐寄来了行李，我离开了文彬家。临出门的时候，文彬对我讲：“不能搭理那老袁！”这老袁高高的个儿，白皙的脸，整整齐齐而又干干净净的衣着，满口的之乎者也，一副温文尔雅的先生派头，是文彬的姐夫。我心想，无论他弟兄俩再有过节，但毕竟是情同手足兄弟啊！打折胳臂在袖里，东是启明，西是长庚。再说了，和老袁一个队上的，哪能参商两不见？见面不打招呼呢？队上干活，分工有时就分在了一起。休息之余，也不免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文彬认为我理会了老袁，没听他的话，竟生了我的气。有一次，他弟兄俩又闹了起来，闹得可凶了。气得文彬脸都青了，竟忘记放下手锯，就上去了。老袁行动迟缓。猝不及防，被搞得一胳膊的血印儿。瞧，文彬对姐夫都不“文”了。至此我才知道，他弟儿俩的过节竟有如此之深。

    从文彬家出来，我便和张涛、玉珍的一帮单身汉相依为伴，生活到了一块，随遇而安了。提起这张涛，他原是口里的一个县级干部。年轻时好胜，说了土改中的一些事，还说了粮食的统购统销。不久，因言获祸，这些事儿都犯了，横空飞来顶“右派”帽子。后来每次“运动”都不离皮（意为脱不了干系），被收拾过来扒拉过去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来了，又被扒拉了出来。又是批判又是揪斗，折腾个没完，工作也被停了。妻子被迫无奈，和他划清了界限。带着孩子跟了造反派的一个头目。这个头目原来是个闾巷布衣，且浮浪街痞一个，平日里只会胡作非为，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纯粹一个市侩无赖，生就的害货一个。“文革”来了，机会也来了。他拉了一干子人，扯起了“造反”大旗。青云直上，平步登天。成了县上的造反派头目。“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被“结合”了进去。风风光光地拿上了老张这个县级干部的婆姨。心里要多舒坦就有多舒坦，自然不咯吱都在笑。老张的婆姨，牌面漂亮，身段好，是县上的一支花，在县文工团工作，能蹦能跳，能演能唱。这头目只担心老张日后翻案，夺回那朵花，做不了长久夫妻。撺掇怂恿着婆姨出去反戈一击。使其夫妻情断义绝，彻底反目。更为恶毒的是，他二事不顾，只顾加紧迫害老张。于公于私都欲置老张于死地。这家仇国恨使老张心地憔悴。罢了，大丈夫能屈能伸，拿得起放得下，眼不见心不烦，一气之下就逃了出来。辗转天山南北，韬光养晦，隐姓埋名，低调做人，化名张涛。先是在南疆新和。后来才来到新源，蹲进了收容站。一年之后，才分配到这三小队。从头儿来，白手起家。虽然日子清贫些，但没事事非非，就是再苦再难，都无所谓。苏武塞北牧羊，不失气节啊！每每提起这段往事，老张总是眼噙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