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祸不单行
地里种的土豆管理得当，不缺水肥，长势很好。咱笨鸟先飞，九月份就组织人力，开始采挖了。人手不够，又雇了些人。土豆挖出来了，堆成一堆一堆的，正要考虑车子（即卖土豆）的事情。恰好来了一胖一瘦，一高一矮两个人。那瘦高个儿叫汪炜，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另一个矮粗的叫胡佐。四十出头。说是伊犁农四师某个团场的，给团里的直属单位搞福利，拉土豆回去分给职工。搞福利没带现钱，先打上欠条，拉了以后再行结帐付款（当时单位上拉土豆都这样，无可置疑的）。二哥、丰台，我仨商量着：今年土豆面积尤其之大，咱们人手又不足，我这有学校的工作，顾不过来。就同意让他们拉走了三车。就玉冰撅着个嘴，哆哆地不大情愿。丰台到站上，带来了南疆塔什店“马兰”基地的拉土豆车 ，又装走了两车。
我的土豆剩个罢尾子了，可是，罗老师的一、二十亩地的土豆，还没动摊儿呢。就在这节骨眼儿上，他的腿脚被开水烫了，脚背肿得老高，连鞋子、袜子都穿不上，用布包裹着。一个礼拜天，他扛了张犁子，一瘸一拐地来让我看犁土豆能否用，并借了些零用钱。十月中旬，罗老师的土豆挖了出来，可又没了车子，只好出去找拉土豆的车。
一天，他到阿拉托别，大半天都没找上个车。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十月份的天，天短，离家的十几里路，还得步行赶回去。他挎着个黄挎包，只顾急急忙忙地往回赶，顾不上其它了。快到四大队牧业队了，这时从公路北边，过来一个骑马的醉汉。已经是东倒西歪，前仰后合，连鞍桥都坐不稳了，手里拿着个酒瓶儿，晃悠着还在喝着呢。过公路时，和罗老师碰了个正着。他游手好闲，开玩笑似的，朝磕沁着头只顾赶路的罗老师的脑后，就是习惯的一棱，像没事一样，穿过公路朝南走了。俗话说，醉汉手头儿无轻重。这一棱不大紧。把罗老师棱得爬下了，在公路上挣扎着，站不起来。后来，一个好心的拖拉机，才把罗老师送了回去。到家已是晚上十一、二点了，罗嫂看到罗老师满头满脸的血，都结成血块儿了。就赶快给清洗了清洗，包扎了包扎。心疼地问这问那，问罗老师吃东西不？罗老师一直摇头。罗老师是个很有涵养的人，平时过日子，再大的苦楚，都自己一个人承受，毫不流露。这回后脑勺都被打破了，那疼痛非同一般呀。可罗老师起初还强忍着，不让罗嫂发觉。实在忍受不住了，才呻吟几声。罗嫂问他哪儿不舒服，罗老师无奈地指了指脑后说：“疼啊！”着实的疼痛，使罗老师按耐不住了，才吐出这两个字的。罗嫂看看屋里，躺在炕上的罗老师及两个孩子，都得要人照顾。屋外黑咕隆咚，阴冷阴冷的。那时又没有电话、手机，更没有网络、宽带，信息不灵。一个妇道人家又能怎么样呢？如果换成任何一个，都只能如此。想待天亮了再说吧。东方刚发白，罗嫂就迫不及待地去找校长。校长就去联系车子。那时候车子不好找，路上又不通公交车，也没有出租车和招手停。等找到车，把罗老师送上车，已经是中午两点了，学校的学生都放午学了，送罗老师去医院的车子才开走。到“15”医院一检查，颅腔里都充淤血了，确诊为脑淤血，而且已经错过了医治的最佳时机。去时车上拉的是重病号的罗老师，顺车拉回来的是罗老师的遗体。遗体停放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在伊犁农科所工作的妹妹——罗英赶来了，阿拉托别学区副主任——王老师也赶来了。帮着料理后事。
在料理罗老师后事的四、五天里，王老师连家都没回过。难得吃上一口及时的热饭。因为罗老师的家，只是那么两间土屋，接纳不了太多的人。何况离学校又隔河渡水的，还有二里之遥。王老师奔走于哈萨克买里（即后来的坎苏乡所在地）与阿拉托别之间。跑上跑下，充分体现着一个上级对下级的关怀，体现着老同事之间的深厚情谊。就是亲兄弟也莫过于此。入殓时，发现罗老师的衣兜里，还装有一百多元的零钱。那可能是我借给的那几个钱，外出找车零用，还没花完呢。送罗老师上“焐小队”的那天，话说到这儿，可能有人置疑了：“这四大队总共就四个小队，哪来的五小队啊？”
列位看官，大家有所不知，这个“焐”字，是坟头焐火的“焐”字，这么个“焐小队”，是大队新规划在山边高包上的坟园墓地，人们就风趣如此称谓了。执绋的那天，天不作美，竟下起雪来，这在十月份是不多见的。可偏偏在罗老师走的那天却下了，纸钱一样的雪花，从涔涔的空中纷纷扬扬地撒落下来，树啊，房子啊等，都像披上了白纱，银装素裹，玉碾乾坤。兴许是罗老师的在天之灵，感动了上苍的缘故吧。学校里放了半天假，老师们都去向自己的同行辞灵，为大家的良师益友送行。罗老师去了，带着满腹的牵挂和遗憾去了。像是绿叶被无情的风刀霜剑斩落了一样，撇下罗嫂的孤儿寡母，仿若光秃了的树干，没枝叶支衬，没法子生活。根据政策有关规定，王老师又在上面跑了个编制，安排罗嫂在某农场当了会计，维持着其母子的生计。罗老师若九泉有知，也可以瞑目安息了。十一月初，罗老师被伊犁二师范录取的通知书来了，可罗老师人却走了，留下的又是一个遗憾。
时光都到了十二月份了，塔什店的两车土豆款没有来，伊犁拉去的三车也没有来，经手帮相好卖出的几车，也没有头向，真是歪嘴吹火——有股邪（斜）气。可算好了，直气得玉冰冲我埋怨：“就你，外面来人，跟亲爹一样信他。”她说的来人，自然是指丰台和拉走土豆的那两个货。当初，玉冰都不大情愿，忙了一春一夏，白忙碌了，还不让人发泄发泄。于是，咱只好强迎笑脸说：“呣不是，多会说话。”其实自己心里也火的不得了。啥都甭说了，我决心上门讨帐去。叫书林（人名）做伴一起去。
这书林，当过兵，在解放军那座革命的大熔炉里锤炼了几年。退伍复员后，在大队干过基层干部。后来又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会处理事情。我叫他同去，一则路上是个伴，有个担待；二则多个人多条智谋嘛。我俩瞅了个黄道吉日。就去了伊犁的那个团场。
伊犁的那个团场，说在伊犁，其实在伊犁河南岸，过伊犁河大桥还要往南，离伊犁有十多公里呢。这儿如今是善骑惯射的锡伯族同胞的家园，也是土尔扈特部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当年，土尔扈特部从沙俄归来，就被安置在这里。土尔扈特部老早就生活在咱们新疆，后来，部落随牧迁徙到了伏尔加河流域。那伏尔加河流域荒凉至极，都不说了，可土尔扈特部在那儿，还一直受着异势力的歧视、奴役、盘剥和压迫，饱尝了异乡漂泊的滋味。人在异乡为异客，沦落难处思祖国，土尔扈特人思量来，思量去，权衡再三，还是祖国好哇！在哪儿都不如在祖国，下决心摆脱异势力的统治，回归祖国，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说干就干，于是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正值清帝国乾隆朝刚刚完成新疆稳定工作之际，有近二十万人口的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就踏上了艰难的东归之路。途中不断受到异势力——黑衣骑士的跟踪、侵扰和阻挠，但土尔扈特人归心已定，众志成城，坚不可摧。他们冲破了重重阻力，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历尽千辛万苦，乃至流血牺牲，历时半载。越过了巍峨的乌拉尔山脉，穿过了茫茫的哈萨克草原，行程万余里，人口折半，随带牲畜几乎丧失殆尽，但终于回到了久久向往的祖国。中央政府获悉后，对土尔扈特部的不恋他乡，不慕异教，一心向国之举，大为憾动。乾隆皇帝随即拨库银二十万两，并颁圣旨一道：要求各地方政府，沿途做好接待和优抚工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各地调来大小牲畜二十余万头只，米麦粮食四十余万石，和大批毡房、蒙古包等，扶持土尔扈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