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郎被判刑了，人们都觉得村里少了一匹害群之马，无不拍手称快。有人说，大郎能吃不能干，是台造粪的机器，半斤让儿子当干部还不如找个哑巴畜类当，也有人说，大郎是死狗扶不上墙，当干部全仗老子后台硬……大郎进了监狱，对半斤的打击很大，他没想到儿子会翻船，更没有想到儿子能进监狱，他曾动用一切社会关系为儿子周旋，力求减刑或者开脱罪责，结果儿子犯的是破坏军婚罪，且事实确凿，儿子也供认不讳，谁也保不了他，只能由法律来量罪定刑。大郎进了监狱后，秋叶也同大郎办理离婚手续了，离婚后，将一岁的女儿扔给了公婆，只身到新疆亲戚谋生去了。

    曾几何时，半斤在村里是何等的风光，谁见了都恭而敬之，如今人们见了他却大不一样了。以前，人们都打怯大郎的二王脾气和土匪霸道气，不敢惹着武家，如今大郎服刑了，手下的乌合之众也“群龙无首”，各自另靠山头了。

    一手遮天的半斤少了儿子这条臂膀，锐气大减，觉得江河日下，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有人说，人倒霉了咸盐也生蛆，也许是吧，大郎服刑后，人们就私下议论起半斤的经济问题，有人怀疑半斤收入不高，家里生活水平却挺高，整天烧酒不间断，烟卷不离嘴，经济来源不明，肯定有贪污问题，就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张大字报贴出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揭发半斤经济问题的大字报如雪片般铺天盖地，墙倒众人推，几天工夫，街面墙上全是要求半斤交待经济问题的大字报。

    半斤的贪污终于浮出水面。

    多少年来，半斤把权谋当作一生的必须，一直以“清廉”干部的形象自居，实际他是“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职期间，他个人吃喝全部是队上报销，连油盐酱醋也不用自己掏钱，因为村里有小卖部，半斤的日用开销全由小卖部开出白条，由半斤签字，出纳会计报销。半斤采取买一报二的手段（即：买一元东西，开两元的单子），买东西不仅不花钱，反而挣钱，半斤打着报销招待费的名义，从中捞了不少钱。

    当时，喜鹊村的劳动日价值，多少年来一直在4角到5角之间徘徊，人们的生活都是很艰苦的，而半斤的日子倒过得逍遥自在，难怪人们心存疑惑了。村里有人根据大字报揭发出来的事实，给公社革委写了检举信，公社革委立即派来了调查组，经调查小卖部户主及其他群众，半斤有贪污问题属实，终于剥去了半斤“清廉”的外衣，露出了丑恶的面目，除此，半斤在儿子犯罪这件事上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社革委经研究决定，撤销半斤党内外一切职务，重新起用老书记出来工作。此时，靠“文革”发迹的武家政权于顷刻间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儿子刚进监狱，爹就被免职了，半斤没想到挖空心思耗费半生心血弄到手的政权，最终还是成为明日黄花……

    “虽然罪恶可以显赫一时，但却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半斤的下场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他选择了疯狂，就等于选择了垮台，他心术不正，追求权谋永无止境，最终还是被权谋带入坟墓，他在得意之时，从来是赶尽杀绝。忘记了人生最简单的处世哲学，“当得意时候须寻一条退路，然后不死于安乐，当失意时候寻一条出路，然后得生于忧患。”半斤是“子系山中郎，得志更猖狂”。他披着“自来红”的外衣，戴着“文革”主任的光环，自以为心红根正，有权有势，自己以为是党支部书记，喜鹊村的天下是武家的，凡事对了是对的，错了也是对的，反正贫农永远是革命的，永远是正确的，自己永远是村里的太上皇，谁也奈何不了他，因而才忘乎所以，最终被历史的车轮辗的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