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那个年月，是中国错位历史延续的后半期。那时期，中国的经济遭受了严重浩劫；那年月，因受伤而扭曲的心灵使人诚惶诚恐。我家似乎平平常常，因为穷徒四壁，所以根正苗红。在懵懂的童年里，我记住了生产队、大集体、工作组。
自己想事的时候，奶奶刚刚去世，但爷爷似乎没有因此而长久悲痛；我的印象中，他是开朗的，知事很多的；我很小便从他那里知道了很多很多象包黑子、呼延庆、刘统勋等故事。
接下来的几年，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人之歪曲的心灵也开始康复；聪明而勤劳的人开始靠聪明和勤劳富起来，愚笨而勤劳的人也因为在自家田地里的勤劳吃饱了肚子。富人还不敢露富，穷人也并不自卑，人们都在赞美。
环境对象我一般大的孩子来说是有利的。
我村子很小，巴掌儿大，从村子的一头窜到另一头很容易。那时候村东有河，村西有湾，村子里随处可见浅浅的井，水多得是，河里湾里有鱼有鳖有青蛙。光屁股下湾、摸鱼逮蛤蟆对我们孩子来说是经常的事儿，也是很开心的事儿。
村西二三里是镇，夏天花几天时间拾点蝉蜕儿到镇收购站去换几分钱或几块糖吃，也是很快乐的事儿。
是家人还是孩子们初次带我到镇上的，我记不清了；后来自己便很想到那儿去。没有钱买东西，也很乐意到全镇唯一两层高的“百货大楼”里去逛逛，看看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有那些应该是人类最美职业的漂亮售货员。虽然不能到里面去，却喜欢望望那些神秘的行政“大厅”和工厂“大院”，从怯生生远远地望到大着胆子趴在铁栅栏门上望；遭到了呵斥，跑开回来再望。
不知是哪位哥哥或姐姐教会了我用拾来的蝉蜕到收购站换钱花或换糖吃的技能，也忘了在那一次去之前我去过了几次，但从那一次后，我便乐此不彼。
收购站在镇中央，进门有一个不小的院落，院落里堆放着粮食、棉花之类的物资。院落北边是一排只有镇上能见到的瓦房，间隔成一个个职能办公室，办公室前是一排齐整的梧桐树；蝉蜕交易在瓦房中间偏西的一间办公室里。收购站大院西边有一个花园墙圈起来的小院，里面是站上管理员的家属区，这里住的是些吃“公家饭”的干部。
那天我和伙伴们完成了“交易”，已近中午，但每个人并没有去意。这是个夏天，烈日炎炎。我们嘴里含着甜甜的糖果，在收购站大院里转转。站上的工作人员没有驱逐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这里的“顾客”；但也没有人对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孩子表示兴趣。我们却对家属院门口的一老一小产生了兴趣……
两人在树荫下的小凳上对面而坐。爷爷不算太老，五六十岁样子，温文尔雅；小姑娘比我小，约四五岁；不知因为出身、裙饰，还是因为容貌，使我觉得她是我所见的女孩中无法比拟的。她手里拿着画书，用清脆的普通话诵读着上面的诗文。
我们走近她。她并没有受到侵扰，依然诵读着；还将书写了诗句的作业本递给爷爷看。书上的字我一个不识，伙伴也不会比我好多少 ——我了解他们。爷爷含着笑不住地夸奖着女孩儿。这使我情不自禁地羡慕起她的才华、佩服起她的聪明来。
以后我便常常到收购站去，父亲到站上交“公粮”时我也总是跟着，直到自己后来上了学。这期间我又见到过小姑娘几次，但每次总是远远地望，从没有靠近过；小姑娘却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
因为村子小，学校常常招不起生来，所以两年招一级。这使我上学时年龄偏大，但我个子不高；可因为学习成绩好，画也画得好，又会讲故事，所以老师很喜欢。小学五年基本是白天上课，傍晚猪草；到周日，上午陀螺，下午“开火”。
这段时间我的家庭怎么样呢？
到七岁那年，我有了两个弟弟。小弟弟出生时，国家已经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父亲到镇计生办给小弟弟落户口时，办事员说要村里的介绍信；到村里取信时，村支书却先要镇上的书面许可证明；父亲在村里和镇上跑了好几趟，无计可施时，他找到了计生办主任，小弟弟户口在他这儿顺利地落下了。
父母在村里人缘很好，家里总有三三两两的邻居来串门儿。到我七八岁时候，母亲在一个牧师的影响下，信仰了基督教。从此，我家的灶台上没有了“灶王爷”，过年饺子里也不再放“金银元”；家里不见了香炉，门框上不再贴门神。我哭闹着反对过母亲的 “与众不同”，但反对除了换来妈妈一些伤心的眼泪，并没有改变她的信仰。
邻居们开始时还开母亲的玩笑；但后来他们被她的虔诚打动了，母亲勤劳、善良、包容、快乐，家境不富却爱周济穷人；她在村里讲道，告诉人们信仰是去往天堂之路的奠基石。村里有不少女人受了她的感染，也信了基督教，她们为苦难的人祷告，上帝和她们同在，爱围绕着她们。
当人们又开始崇尚富足的时候，村里有一家生意人很鄙夷妈妈的信仰，他常常对别人说：“看耶稣如何让这个穷家庭的丑孩子成人后找上媳妇吧？”这话传到了母亲耳朵里，她不以为然。
爷爷是孩子们的朋友。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爷爷喜欢在夏日晚上，把自己的席子铺到街上，让孩子们围着他，听他讲故事；他是孩子们的历史启蒙老师。冬天雪夜的早晨，爷爷总是早早起来，带上扫帚，到学校去给孩子们扫雪，年轻的老师都很喜欢爷爷，他们是“忘年交”。不幸的是，在我四年级的时候，爷爷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