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间跨度中还写出了另外一些器乐性作品。比如二十四首钢琴前奏曲、《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弦乐第四重奏》、《春天》等等，，，，，，，

    在这些年代中，肖君的作品屡遇挫折，这一切除了当时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作怪。

    音乐虽然是一种最通行的国际语言，但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音乐作品对于不同的人们来说，理解起来自然会有不小的差距。比如，我们东方人听瓦格纳的歌剧，如果不了解北欧的神话传统及其在近代德意志民族文化中复活和膨胀的原因等等问题，就很难理解他对烈火中英雄的狂热崇拜。反过来说，东方民族的许多作品，其文化意蕴也往往是西方人不容易想像的。这一切不是我现在想说的重点，我要说明的是，对于当时思想相对禁锢的时代，象肖斯塔科维奇这样成才于欧美国家或者说成功于欧美国家之才子，他的音乐作品比较为西方人所喜欢，同时，反过来，他的部分作品在国内不待见，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肖斯塔科维奇与他同时代的普罗科菲耶夫性格的不同，前者比较容易屈从于权威，当国内高层不喜欢的音乐，他就蝎力回避，宁可委曲艺术水准也不让自己陷入孤立。肖君却不管不顾，冷也好热也好，我喜欢的我就搞。他对于高层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并不十分配合，但是为了生存他同样得写一定的为高层强调的作品，比如那个时候曾把他写的大量电影音乐称之为“向斯大林交租子”。

    肖我行我素的个性也一度让他惹上麻烦，比如就在高层的报刊上有这样恐吓性文字；当然是评论肖斯塔科维奇“这种艰涩难懂、故弄玄虚的作风，其结果可能会极其悲惨！”

    在这篇证明应是斯大林口述的社论出现十天之后，在《真理报》上又出现了另外一篇社论。这篇文章是攻击肖正在“波霄剧院”上演的另外一部芭蕾舞剧。

    那时正是斯大林统治笼罩全国，清算斗争之声音不绝于耳，十天之内连续两次发自首脑的批评，已经是明显地征兆。肖和他的朋友们都相信，逮捕他的人将随时到来，于是乎，他把一些随身的用品准备在一小皮箱里，随时等候着被拘捕。这些拘役通常喜欢晚上行事，肖几夜没有睡，在黑夜中等待，但却久久没有任何动静。

    可在艺术上的封杀还是有了的。

    接下来，正在上演的歌剧及芭蕾舞剧立即停演，紧接下来是大批读者投书、短语不断地在报刊杂志上受到攻击，不久以前还是苏联宠儿的他，一夜之间仿佛就变成了“苏联人民的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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