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里，李家的年轻人们欢欢喜喜地聚在一起。他们编灯虎儿、扎灯架、糊灯纱，搬弄着诗词歌赋相互取乐和玩耍。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在谈论时局政事。论得多了，就慢慢察觉出秦越和伯涵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伯涵毕竟是在外面闯荡了这几年，对社会有了自己的认识和见解。他不象真儿与仲良那样，一听到秦越宏阔深奥的理论，便陷入其中再也跳不出圈子来。他对他所认识的社会现象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和感悟。这一日他们谈起了对袁氏民国的改良与拯救。

    秦越激昂地说：“袁世凯这个窃国者，这个卖国贼，真没想到他在民国的外衣下怀揣着一颗皇帝的心。我们多少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到哪里去了？我们誓死追求的真理民国和自由民国到哪里去了？都被他掖到长袍马褂里当玩物了。现在南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正在积极倡导倒袁运行，云南的蔡锷将军已在招兵买马，势必揭竿举旗，等到全国人民都伸出胳膊，发出怒吼，他袁大头的末日也就到了。相信到那时，朗朗乾坤，清白世界，就会还给我们一个自由平等、民生民权的民国了。”

    伯涵听了却说：“想他一个袁世凯也不能颠倒日月，我们的革命不能说是成功的，它的不彻底性导致了今天的这种局面。换了别人又能怎么样呢？就真如你描绘的那样自由和平、文明进步了吗？”

    秦越立时接上去说：“伯涵，你在外面工作了这几年，什么没看到过？难道还不能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斗争，去建设一个这样的社会家园吗？”

    伯涵也激动起来，站起来说道：“我当然坚信，关键是我们要怎样去努力、去斗争，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引领下去奋斗，哪怕是牺牲。秦越你不是没看到，城市里的工人们在我们的民国里得到了什么？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吃不饱，穿不暖，有的饿死在机器台旁，有的惨死在监工的毒鞭下。他们的命运和土地上的穷苦百姓一样悲惨。而那些榨取他们血汗的资本家，却可以得到洋房、汽车，他们不顾别人的死活，一味地挥金如土，这难道公平吗？这难道就是我们自由平等的民国吗？”

    秦越反驳说：“你这只是看到了其中的一面。在任何社会形态里总要有人做工不是吗？难道你要寻求的是绝对的平等吗？可惜那种平等只能存在于原始社会，不论尊卑而自食其力，但人人都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可是我们的社会最终是为了发展，为了进步，而任何发展与进步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的。这些做苦工的人们，比起奴隶社会的奴隶来境遇如何呢？他们已经是应该满足的了。而他们的付出比起我们的革命烈士来又怎样呢？在推动历史车轮向前滚动的进程上，这简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人只有在认识到自己的付出与历史进程、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时候，才会心甘情愿地去做，去成就这种丰功伟绩。而不象这些工人总是牢骚、抱怨，甚至是罢工反抗。”

    伯涵打断他问：“为了生存也是抱怨吗？他们的要求是多么地可怜，只是把工钱如数地发放，而这本来就应该是他们的。”

    秦越有点不屑地说：“我们都是有知识的人，了解自己所肩负的使命，而他们呢？仅仅是为了吃饭。根本就属于不同的层次，相对于我们的目标来说，这真是太渺小又太可笑了。”

    伯涵不解地问：“这可笑吗？我们若是没有饭吃，又拿什么去革命？”

    秦越一笑说：“这种假设明显是不成立的，我们不能在这个错误的前提下展开讨论。现在我再回到原来的题目上，在我们理想的民国里，人们之间自然会比现在看到的更平等一些，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当前的形势都是袁世凯一手造成的，而这又与上千年来的封建体制不无关系。天下都是人家的，他说什么不行啊。我非常欣赏西方先进国家实行的联合执政，全民选举，这样不就平等了吗？工人、农民都可以有自己的组织，去竟争、参与、抗衡，而不能指望社会去怜悯你。”

    伯涵笑着说：“以工人和农民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这种方法与隔靴搔痒并无二致。只有政客和资本家，权钱交厉，是根本谈不上什么联合的。”

    秦越反问道：“这你就看得浅了。同样是政客、资本家，他们的社会利益和经营市场也是不尽相同的，他们的意见不可能时时处处都相一致，肯定会有分歧和争执，时间一长就自然地结成了不同的党派。这样联合执政的良好局面就产生了。至于那些工人和农民，他们只好在社会生活中充当配角，为这个社会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恪尽职责。”

    伯涵显然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真是这样，就与我原来理解的平等差之千里了。”

    秦越试探着问：“你是想让资产所有者全部平分给工人？把机械化的流水生产线再退回到手工作坊里去？这样恐怕是工厂一破产，工人们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他们可怎么活呢？”

    “我们的思想肯定是受到了认知上的局限，就同茧里的蚕蛹井底的蛙一样，还不能放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去看待、去衡量。我们应该再勇敢一些，跳出来并打破它，去继续探索。”伯涵苦思着说。

    “你说得倒轻巧，这是我们多少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天地。你没经历过那血雨腥风的战斗，自然不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更不会去珍惜了。”秦越的声音带了几分的伤痛，人也仿佛回到了战争之中。

    伯涵不再说话了，但从心中他并没有被秦越说服，他把这些问题深深地刻在脑海时，要不断地去思索、探求。真儿和仲良从未见过如此针锋相对的辩论，尽管有些理论是他们不能尽知的，但他们却被感染着，启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