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会晤始于二十世纪初，冼星海那个时代，他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以赵元任为首的“拿来主义”（鲁迅的总结）阶段，方法是他将中国的学堂歌（类似于现在的校歌）请人作好词，他再将比较优雅适合的外国古典名曲配套起来，然后咏唱传播开去，然后到了留学德国的萧友梅，他就不一样了，他是正经八百地请胡适之类的大名人们作词，他自己谱曲。显而易见这样一来就由生吞活剥（甚至于有侵犯知识产权之嫌）到自然生长开花结果款款入味之阶段了。这情形与当初第一批汉译外国文学著作的林纾先生类似，二十世纪初林不通英语，他译著的法国小仲马《茶花女》之类均是请懂法文和英语的朋友们先侈译过来，他再度创作，将白话文译成文言文小说，所以错漏颇多。这阶段属于艺术翻译的幼稚阶段，却是当时无法逾越的阶段。

    冼星海他那时已体会到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振兴中国的本土音乐必须打开眼睛，敞开怀抱，投入西方的本土，扎扎实实地汲取营养，同时与中国国情和特色相结合。这样才能与世界接轨。

    说这些，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花费众多笔墨来书写西方伟大的音乐家们的故事，不止是为了吸引读者，更加重要的是还原冼星海在法国学习音乐，然后融会贯通，卓然成为中国伟大音乐家的历史。

    我这样说，不是毫无根据乱说一通，音乐与美术有许多相通之处，目前中国在拍卖会上过亿级的画家们，人数不到十位，而其中如吴冠中、林风眠、陈逸飞、张大千等一大半均有海外留学，专门学艺的经历，所以有人开玩笑似地说，贺绿汀等之所以活得长久，成就却不及冼星海主要是由于他没有出国开视野，没有面对面向西方音乐大师们学习的机会。当然，这样说，我也不赞同。但接受最好最先进的教育与只接受本国最先进的教育之间肯定会有差距，这一点我倒是同意。因为，吃杂粮肯定要吃比单一的稻米营养得多。

    约翰。施特劳斯之后的乐坛有些寂寞，仿佛验证了某些人的看法，就是说二十世纪之后要出象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这样的大师没有了可能，因为他们在17世纪到19世纪两百年前将西方古典音乐的巨石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们不管它，还需要往下走。

    冼星海还有个发现，在这音乐史相对冷清清的空档，鸦片战争那年一向于音乐史上罕见辉煌一页的东欧之俄国冒出了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他就是柴柯夫斯基。

    说起老柴这个人，他也是横空出世一样地有趣。

    他是俄国人，但却深受外国音乐家的影响。

    我们这样说是有来历的，他的音乐有点远离俄罗斯本土的音乐，原因是由于他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老师，那个叫鲁宾斯坦的人竟然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的博爱之影响，差点让他成为了“五人团”的第六个成员，幸好是他的同性恋行为让他脱离了他的同胞，然后这个人还带着巴拉基列夫的影响，最终让他将俄罗斯音乐介绍给予了美丽的世界。明天，我们来解密这个天生的一大怪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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